国际传播是一种跨越国界乃至覆盖全球的信息传播，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会建构相关国家的形象，塑造国际社会对相关国家的认知。纵观国际传播的演变过程，不同时期特点不尽相同，科技进步则直接影响国际传播实践。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以智能化为引领的科技变革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日益体现鲜明的数字时代特性，推动国际传播格局不断变化，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次，国际传播渠道日益拓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传播主要渠道经历了从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到社交媒体的演进。当前，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仍在发挥作用，但其主要受众面不断缩小，各类数字平台在国际传播中发挥日益广泛的影响，搭建数字平台的互联网公司成为传播新锐。有学者指出，当前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和微软五大巨头提供的基础设施服务决定了全球平台生态的整体设计和数据分流。个人可借助这些平台，以博客、短视频、评论等方式直接参与信息生产与传播，一些网红、社交媒体名人借助平台成为国际传播的新主力。数字平台不但是人们获取、生产和传播信息的重要场所，也是各国引导和塑造国际舆论的重要依托，围绕平台展开的较量在所难免。

　　再次，国际传播内容趋于多样化、个性化和碎片化。传统媒体通常选择立意深刻、宏观严肃的题材，内容和风格突出信息的权威性、系统性、逻辑性和完整性，如事件报道、电视访谈、评论文章等。进入数字时代，社交媒体、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等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和阅读信息的习惯也在变化，传统的文字新闻逐渐演变为图文并茂的多媒体报道。多元传播主体的介入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更丰富的创作视角，内容呈现方式更加生动鲜活、短小精悍，也更碎片化。普通个体在数字媒体上创作和分享日常化、生活化、娱乐化的内容，以微观视角为切入点，体现更强的亲和力、说服力和吸引力，吸引了大量受众。

　　最后，国际传播的即时性、交互性和情感性更加突出。数字传播消弭了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边界，信息可短时间传遍全球，即时性与全球性让传统的国际传播手段无法比拟。通过即时通信工具，人们可实时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字、画面、视频、信息和观点。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网络化也促进了更广范围的互动和交流。传播主体间的交互成为数字时代国际传播的显著特征，参与主体不仅在生产、发布和传播信息，也在进行信息交互。发布者和评论者之间、发布者和平台之间、评论者之间乃至人机之间的互动交往不断，以评论、点赞、弹幕、讨论、聊天等不同形式进行交流，并随时融入传播过程。用户不但共享信息，还分享情感，实现情绪和情感共鸣。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大力开展国际传播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作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特色鲜明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标识。“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不仅使相关原则、理念、举措等广为世界关注，也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合作共赢等理念与原则的推广，彰显了中国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第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及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等理念逐渐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共识。近年来，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大行其道。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坚定支持自由贸易，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以自己的合作理念和实践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平等、开放、包容、透明，这些原则和理念成为各国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遵循。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推动国际合作不断深化。在具体建设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及合理关切，不干涉内政，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开展丰富多样的合作，为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第三，“互联互通”成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核心词汇。“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互联互通，不仅倡导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也共同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互联互通是全方位、立体化的，不仅涉及地理上的畅通，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网络等领域的畅通融通。“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很多“互联互通”的可视性成果。中国言行一致，在具体行动方面，无论是陆路交通改善、航空机场建设，还是海路港口建设，都做了大量实质性努力，帮助很多国家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中老铁路、中缅油气管道、中马友谊大桥、摩尔多瓦交通监控系统、孟加拉国卡兹尔特克公路桥、跨湄公河大桥等都是典型例证。

　　第四，“一带一路”带动关于中国的全方位传播，中国影响力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涉及基础设施、经贸等物质层面的合作，还涉及文化、文明等领域的软性合作，领域多元多样。对“一带一路”的各类报道和传播也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相关议题有效带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传播。例如，“一带一路”本身源自古丝绸之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无论是追溯通往南亚的“茶马古道”，通往中亚、西亚、波斯湾和地中海的“沙漠丝绸之路”，经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草原丝绸之路”，还是经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是对中国文明史的再现。再如，“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涉及语言教学、文化赏析，也涉及电视电影、科技合作等，对这些内容的传播本身也是在多方位展示中国。东南亚学者在关于“一带一路”的著作中强调，“一带一路”倡议让东盟受益，也使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还面临外部环境和自身传播能力的制约。一方面，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给“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带来压力和挑战。长期以来，国际传播格局一直是“西强东弱”，中国话语影响力相对有限，国际反华势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片面理解、蓄意抹黑和打压时有发生。一些国家固守冷战思维，给“一带一路”倡议贴上所谓“债务陷阱”等负面标签，误导世界舆论，损害“一带一路”倡议的形象。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美国频繁叫嚣“中国挑战国际秩序和价值认同”，妄称“一带一路”倡议威胁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声音进行全面打压，把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严重干扰“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

　　另一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传播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一是现有的“一带一路”倡议传播方式相对固化、渠道单一，过于依赖官方媒体，其他媒体帮助传播中国声音的横向转载有限，传播层级立体化纵向延伸有待提升。二是“一带一路”倡议还存在形象他塑现象。受语言和接收信息习惯的影响，很多国家经常以西方媒体为信息源，致使部分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偏见转化为更广范围的观点，影响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客观认识。三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分众化、区域化表达不够充分，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不够多样，传播的针对性和精准性不强，影响了传播效果。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要适应数字时代的传播规律和特点，在传播基础设施、主体、内容、平台、人才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使传播更加广泛、精准、有效。

　　一要加快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首先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各类传播平台建设、人工智能等技术保障及数据建设不可或缺。以数字平台为例，平台是信息生产、传播、消费和用户间互动的重要场域，是互联网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平台是国际传播的重要依托，持有自己的规范和价值，任何平台都不可能真正做到其声称的“中立”。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等平台目前主导互联网信息的采集、检索和呈现，对信息内容和流向均有自己的标准和规范。平台之争也体现话语权之争，影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除平台外，数据和技术也是必备的基础设施。数据是全球传播的基础材料，数据经过加工成为信息。过去主要是专业机构加工数据，然后进行国际传播。如今平台可以随时存储加工信息，随时进行全球传播。各国纷纷制定政策对平台运作和数据使用予以规范，包括数据保护、隐私保护等。人工智能等技术保障也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以社交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化信息产品为塑造国家形象、引导国际舆论提供更精准便利的工具，但其广泛应用也会给国家的网络主权带来隐患，甚至影响国家信息安全。中国在上述领域还存在差距，尚未在世界范围内建成有全面影响力的全方位、多模态的多元传播体系，传播媒介国际化水平和覆盖面有待提高。鉴此，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的数字社交平台需扩大在沿线国家的用户数量和覆盖面。此外，如何有效管理、充分利用相关数据，使其直达国外受众，也是做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传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三要构建、丰富和完善“一带一路”倡议数字传播话语体系。“一带一路”建设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既有很多宏大项目，也有不少小而美的项目。包括中国政府、媒体、企业、组织、个人在内的传播主体可以上下协同，借助社交平台，聚焦民生项目的呈现，把“一带一路”信息传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日常交流，构建易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一带一路”生动叙事。利用数字化媒体传播易听、易懂、易记的“一带一路”故事，以普通人的微观视角展示国内外受众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帮助国外受众更具体地了解“一带一路”，更好地实现传播共情。

　　四要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一带一路”倡议源自古丝绸之路，蕴含着中国的历史、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体现中国的处世之道。“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可以宣介古丝绸之路精神为重要切入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其中蕴含的丰富思想和价值观，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示当代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中国流行文化的风采，通过影视、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交流，与沿线国家进行交流互鉴，提炼和展示彼此文化中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精髓，将相通的文化内核融入“一带一路”共同叙事，使“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地促进文明互鉴，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本文是2022—2023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理论创新与国际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A12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