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史学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经过长期努力，国史知识体系建构取得了突出成绩，已基本建构起中国自主的国史知识体系和以历史学为归属的学科体系，但距离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自主”仍有较大差距，存在学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理论解释力薄弱、缺乏标识性学科概念等问题，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中最大的学术短板是国史研究的原创能力有待提高。故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是如何提升国史研究的原创能力，而提升国史研究原创能力的根本途径是必须抓住问题导向、史料解读和范式更新三个关键环节。

问题导向：提升发现新问题的能力

　　目前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突出问题是原创性、原创能力、问题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难以提出和解决国史研究的原创性问题。问题意识淡漠严重制约着国史研究的创新性发展。能否在国史研究中取得有价值和有成效的学术创新，取决于是否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取决于能否提出原创性的新问题。为了提升国史研究的原创能力，建构自主性原创性的知识体系，必须确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理念，增强问题意识，发现原创性问题，激发创新的内生动力。

　　学术研究始于对“问题”的追问。所谓“问题”，是指需要思考、回答、讨论和解释的题目。“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问题意识”是学术创新的不竭源泉。国史研究是探索新知的过程，其起点是国史研究者提出和发现的“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国史研究的进步，没有“问题意识”就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国史研究。提出“问题”是国史研究的前提和起点，解决“问题”是国史研究的核心和归宿。国史研究本质上是针对国史“问题”而展开，其过程就是对“问题”进行探究，是提出并解决国史“问题”的过程。因此，国史研究者的最基本和最重要工作就是发现并提出新的“问题”。“问题意识”之有无，决定着国史研究水平之高低；“问题意识”之强弱，决定着国史研究能否获得创新性发展。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不仅是国史研究的起点、前提和先导，而且是国史研究的核心和归宿，更是国史知识创新和国史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

　　国史研究，必须首先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然后围绕“问题”确定研究主题，最后搜集史料并着力解决所确定的“问题”。因此，“问题”不仅决定着国史研究主题，还决定着国史材料搜集的方向。国史研究要以史料为基础，而搜集史料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所提出的“问题”，是要围绕着“问题”进行史料搜集。这样，“问题”遂成为搜集国史研究史料的指南。有了“问题”才会有自觉的史料搜集；带着“问题”才能自觉搜集所要解决“问题”的史料。国史研究的丰富实践证明，有了“问题意识”，相关史料才能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才能真正成为国史研究所需的史料。否则，研究者往往可能会对习以为常的历史文献熟视无睹，出现“目中无料”的情况。因此，有“问题意识”才会有解决“问题”的真史料。同时，带着“问题”才能自觉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问题”遂成为探寻国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向导，推动着国史研究的深化。因此，“问题”是国史研究的开拓器，也是国史新知识创新的掘进机。

　　国史研究关注的是“问题”、研究的是“问题”、解决的仍然是“问题”。对“问题”的积极探索会改变对“问题”的既有认知，使“老问题”得到新解释，并不断引发“新问题”。新问题取代老问题，并随着新问题的解决而产生更多的新“问题”，国史研究因而得以不断深化。正是在反复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原创性的国史新知识得以不断增加。

　　既然“问题”是国史研究的起点、核心和归宿，那么就要求国史研究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所谓“问题意识”，就是从现象中发现新“问题”的意识，就是提出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的意识。“问题”是指有待解决的疑问，如果没有疑问和怀疑精神，就很难提出有研究性价值的“问题”。因此，“问题”是国史研究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因此，必须着力增强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建构国史研究的问题域，并在寻找矛盾、关注现实中不断增强“问题意识”。

　　要增强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必须关注时代需求和现实需求。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现实需求的积极回应，是“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只有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直面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国史发展的脉络，找到新中国发展的规律。国史研究与现实关联密切，必须关注和回应时代问题，围绕新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从学理层面进行归纳、梳理、提炼，深刻理解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国史研究的原创性问题。国史研究的丰富实践也深刻证明，国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均源于时代和现实的急迫需要。

　　增强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必须自觉提升发现新问题的观察力和想象力。知识创新实际上是以“有知”推“未知”，是用已有的国史知识探寻未知之过程，是对可能出现的新知识进行假设和求证的过程。当假设与求证之间出现某种偏离时，就会引起追问和再追问，不断地追问就会引发“新问题”。对于“老问题”，观察力会引导研究者不断探寻更有解释力的新答案，想象力会引导研究者尝试各种可能的新解答，从而继续产生“新问题”。“新问题”就是有待继续探究给出答案的“真问题”，“真问题”就是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因此，国史研究必须不断发现“新问题”，然后加以解答并贡献新的知识增量。有增量的知识才是创新性的知识，解决具有原创性问题而形成的新知识，才是真正意义上原创性的国史知识。

　　增强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必须培养批判性思维和怀疑批判意识。发现“新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用怀疑的眼光、质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才能发现国史研究的“真问题”。为此，必须打破定势思维，自觉进行逆向思维、批判性思维、反向思维的训练，关注国史上的“反常”现象，从“反常”现象中探究其独特性，从独特性中提出创新性问题。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研究必须进行假设。没有假设，就没有历史想象力；缺乏历史想象力，就难以提出“新问题”。在不疑处有疑，就需要有历史想象力、预测力和洞察力。国史研究要有怀疑批判意识，就要自觉地“去熟悉化”和“再问题化”。所谓“去熟悉化”，就是要摒弃先入之见，实现研究对象的“再问题化”，提出有创新性的“新问题”。

　　总之，“问题”是国史研究的起点、核心和归宿，提出“新问题”是提升国史研究原创能力的关键环节。国史研究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增强“问题意识”，自觉养成“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问题意识”，不断提升发现和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能力。

史料解读：增强史料解读的能力

　　发现并提出“问题”，仅仅是国史研究的开始，随后必然要着力分析和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国史研究的“问题”，可从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入手，采用不同方法加以解决。国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国史研究就需要遵循历史学的研究理念、规范和方法来解决“问题”。历史学强调必须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从史料入手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没有史料就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更无法建构历史事实并进而形成新知识。因此，国史研究必须重视搜集史料和解读史料，在解读史料基础上重建历史事实，以历史事实建构和丰富国史知识体系。

　　国史史料最大的特点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档案、文献和实物是国史研究的常见史料。与此同时，国史研究的独特之处是许多历史亲历者仍健在，这就为通过口述访谈、田野调查而获取口述史料提供了便利。此外，浩如烟海的民间文献史料（包括文件、账簿、信函、日记、笔记等），也为国史研究提供了考察基层社会状况和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史料。这样，档案的开放、各种文献史料的搜集、口述史料的采集及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都为国史研究提供了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丰富资料，奠定了国史研究的史料基础。

　　在大数据和智能化的新时代，围绕所研究“问题”而搜集国史常见史料是比较容易的。但面对不同种类的史料，国史研究者必须重视对史料进行考证辨伪。国史资料的考证辨伪，不仅仅是辨别历史资料本身的真伪，更重要的是鉴别史料所反映内容的真伪。如新中国特定时期的报刊资料，不少是政策宣传和典型报道，其中包含一些并非有效的历史信息，需要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详细解读报刊资料及其历史语境，才能辨别这些史料的有效程度。民间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偏向，需要研究者必须慎重辨别。

　　史料不等于史学。史料本身是不会开口说话的，其中包含的内涵及意义需要研究者加以解读才能显现出来，故史料是需要研究者解读并“代言”的。换言之，研究者既是史料的搜集者和整理者，也是史料的解读者和代言者。目前国史研究原创性有待加强，集中体现在对史料缺乏深度解读上。搜集和发掘新史料为解决“问题”打下了基础，但这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本身。只有对史料加以解读和消化，才能将散乱的史料梳理成较有条理的史实。在解读史料的基础上建构史实，发现并建立史实之间的因果联系，构成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便实现了从史料到史实的建构过程。这样看来，国史研究就是在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解读史料，梳理与描述重大事件活动的发展脉络和过程。进而言之，国史研究的过程就是搜集史料、解读史料、叙述事实、解决问题、还原历史的过程。

　　总之，发掘新史料——解读新史料——建构新史实——形成新知识，是建构创新性国史知识体系的基本路径。因此，提升解读史料能力、着力建构新史实，成为提升国史研究原创能力的重要环节。

范式更新：强化理论解释的能力

　　目前国史研究的突出偏向，是偏重于历史叙述而忽视历史解释，叙事多而阐释少，缺乏必要的理论分析深度，学术原创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为此，国史研究必须重视和强化理论阐释能力，不断建构新的理论解释范式，以范式更新的方式推进国史研究的深化。

　　作为理论阐释体系，研究范式提供了分析和解决国史研究“问题”的理论工具。国史的研究范式是由特定的视角、概念、命题构成的理论解释体系。国史内容是丰富多彩和多侧面的，国史研究只是选择历史的某个侧面进行剖析，故对其理论阐释必然是多元的。因研究视角、标准和对主题、主线认知的差异，会形成解释历史的不同范式。国史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演进的，其发展是多重线索的叠加，呈现出多元叙事结构，构成了“复线史”的叙事方式。这便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史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趋向。因此，国史研究者必须转变思维方式，抛弃单向度的线性思维，树立多元的复线思维。

　　国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经历了从“革命史范式”到“新革命史范式”、从“现代化范式”到“新现代化范式”的转变，并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史范式”、中华民族“复兴史范式”等观察新中国历史进程的新范式。国史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拓展了国史研究的领域，提出了国史研究的新问题，对新中国历史进程、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做出了新解释，故形成了许多新观点，构成了国史的新知识，体现了国史研究的进步。

　　改革开放前，“革命史范式”在学界处于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逐渐发展为“新革命史范式”。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除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外，就是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故从社会主义建设视角来观察国史演进，出现了国史研究的“建设史范式”，强调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广泛地影响了社会生活，推动了国史研究“现代化范式”的兴起。该范式着力从现代化角度审视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作为评价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标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故国史的主题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样就形成了国史研究的“复兴史范式”，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重新审视新中国的历史，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改革开放到中共十八大召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范式不是万能和永恒的，是暂时的、有层次和有特定适用范围的，故需要不断更新与转换。国史研究范式的更新，意味着国史研究视角及标准的转变，集中体现了国史研究理论的发展。因此，用新视角、新概念和新方法，促使国史研究范式不断更新，是提升国史研究原创性和理论解释能力的关键所在。

　　提升国史研究理论解释能力，需要在国史研究中引入“总体史范式”。该范式提倡研究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在内的“总体历史”，全面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 对历史做全面的总体性的认识。它将历史视作发展全过程进行考察，提倡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既开展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也重视微观的、具体的、实证的分析。“碎片”是史学的基础，但必须有宏观的把握，才能避免“碎片化”。离开整体性研究，则无法准确解析“碎片”包含的内在结构与意义。

　　提升国史研究理论解释能力，需要在国史研究中引入“微观史范式”。该范式提供了以“显微镜”认识国史的新视角，强调微观实证，通过缩小观察尺度的方式揭示人际关系及社会规范差异，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以区域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把个体化研究与整体性视野相联系，将视角转向基层社会、文化、民众，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观照国史发展的微观层面。

　　提升国史研究理论解释能力，需要在国史研究中引入“社会史范式”。该范式提供了认识新中国历史的新视角，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的整体的观念、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等，强调国史研究的复杂性、人的能动性、环境、国内外背景、文化传统等因素，强调自下而上看历史，将区域经济发展、民众生活实态、社会阶层变动、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结构变化等呈现出来，将研究重点集中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生活的演变、社会问题的治理等专题方面，强调从互动的角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既可以拓展国史研究领域，也可以进一步填补国史研究中的一些盲点。

　　提升国史研究理论解释能力，需要以“跨学科”研究与“学科融合”推动范式更新。国史的研究对象涉及多领域、多学科，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不同的视角进行探究。跨学科研究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从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审视新中国历史。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并整合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供新的问题视角和解释路径，将有助于实现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论视角和技术方法的创新。因此，跨学科研究是国史研究创新的重要途径，可以拓宽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总之，在既有研究范式上推陈出新，不断更新国史的研究范式，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国史研究理论解释能力，推进国史研究不断深入，加速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

　　综上所述，国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明显短板是原创性、原创能力、问题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为此，必须着力于提升国史研究的原创能力：以问题为导向，增强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升发现新问题的能力；以史料为基础，根据新史料建构新史实，形成新知识；推进研究范式更新，提高理论解释能力。这是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的三个关键环节。　　

　　（作者简介：左玉河，历史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yl23455永利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首席专家）

　　（本文为yl23455永利重大创新项目“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研究”（2023YZD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