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人们从生产生活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当某种行为及观念有助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助于增进社会共同体的福祉，这种行为及观念就会以某种形式确立下来，逐渐形成大家遵守、相对稳定的制度。从人类社会历史来看，制度起初表现为风俗、习惯、礼仪、规矩、法令等。随着原始公有制的解体、阶级分化的出现，领导国家的力量一般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把引导人们行为的规范上升为国家制度，以颁布法令等形式要求社会成员遵守，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系统化法治化的制度体系。

　　社会制度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狭义层面的，指的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各种规则体系的总称，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等；一个是广义层面的，它超出具体国家的范畴，是对同一社会类型的不同国家所具有的共同属性的反映，体现了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等重要著作中，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分析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广义的社会制度又被称为社会形态，指的是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包括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等，是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等结构的总括。狭义的社会制度与广义的社会制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狭义的社会制度具有广义社会制度的属性，但在现实中又有具体民族或国家的特点，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蕴含在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又通过各民族国家具体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广义的社会制度离不开民族国家的具体制度，是对各民族国家在社会形态方面共同特征的抽象，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历史演进的总体态势，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历史和发展规律的总体把握。

　　制度的重要性及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和观念确立下来，形成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在巩固中加以传承，在完善中加以发展，促进社会的繁荣稳定；二是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塑造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健康有序地运行；三是为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保驾护航。从人类历史来看，发展生产力和推动文明进步，需要一个健康、稳定、有活力的制度环境。一种先进的文明一般都有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制度作为支撑，如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与相对成熟稳定的奴隶制度是分不开的，封建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如此。没有比奴隶制更为成熟、先进的封建制度作为支撑，没有比封建制更为成熟、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支撑，就产生不了封建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恩格斯曾深刻指出：“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占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妙东西。”从根本上说，社会制度是对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确立与巩固，它反作用于生产力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当社会制度适应生产力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要求，就能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就会成为生产力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障碍，迟早被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所取代。

　　对于普遍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构建成熟、稳定、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尤为重要。这既是确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明的需要。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通过社会变革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改变社会的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建设，革新国家治理方式，拓展社会治理途径，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与这些制度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为推动我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创造了重要的制度条件。改革开放以后，党领导人民又适时总结经验，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推动我国治理领域发生历史性变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通过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依靠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有助于中国社会实现稳定繁荣的发展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而且有助于国际社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美好新世界。

　　第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确立了法理根基和根本制度。纵观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之路，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现代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型现代化，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端，符合人民意愿和世界潮流，符合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障，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显著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方向与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是由中国社会的性质、方向与道路决定的，也得到我国宪法的确认和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宪法的这些表述，以国家根本法和治国理政总章程的形式，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指导思想、实现路径和奋斗目标，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法律依据和保证，集中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

　　第二，为探索并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只能在实践中开拓前进，久久为功。实践每前进一步，制度建设就要跟进一步。比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就经历了探索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及时将“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999年修正的宪法在第六条加入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宪法首次确立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此后2004年和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都延续了这一表述。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2004年修订的宪法就加入了这些内容。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018年修订的宪法就据此写入“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修正的宪法就载入此论断。及时把党领导人民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成功经验转变为党的意志和主张，继而通过修改宪法等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制度，用以指导新的实践、推动新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党领导人民充分发扬民主、全面依法治国的生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关键所在。

　　第三，为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注入强大活力和不竭动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靠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文化创新，也要靠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发展的一项根本任务，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是现代化的主体，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力量。只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充分满足人民需要，现代化建设才有活力和动力，才能取得成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摆在最高位置，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持之以恒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到2001年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告别了困扰自己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分不开的，极大激发了全体人民干事创业的热情与智慧，使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活力和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而可以有效避免出现党派纷争、利益集团偏私、少数政治‘精英’操弄等现象，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

　　第四，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领导力量、制度条件和实现途径。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伟大构想，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同时遵循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借鉴发达国家有益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通过制度变革与体制创新，全面落实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充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切实保障人民享有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使人民精神世界更加丰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充分认识到，制度变革与体制创新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探索形成的制度性成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制度探索，形成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等制度成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系统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表现。

　　第一，全面系统地概括了我国社会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增强了全体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制度自信。制度优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自信是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和优越性的认识。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面系统地概括了我国社会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优势，坚持党指挥枪的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优势，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优势，坚持“一国两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优势，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势，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优势等。这13个方面的优势，有的主要是在建党建国后的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有的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有的主要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各方面，覆盖国家发展、社会建设的各领域。其中，党的领导处于统摄地位，统领并贯穿其他12个方面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我国社会制度优势，增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第二，创造性地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了制度根基。一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可以区分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根本制度反映一定国家或社会内在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是区别于其他国家或社会的本质特征，规定并贯穿在一定国家或社会的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中，决定着一定国家或社会的发展方向。根本制度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以及国家领导体系中，都有其具体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关于我国社会的根本制度只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个提法。较早提出这一论断的是彭真。1951年，彭真在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全体党员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把人民代表会议定成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任何一个地方的政权，要搞好工作，首先必须把人民代表会议搞好。”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既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就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1956年，董必武在党的八大上的发言中也提到，“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彭真、万里等领导人继续使用这一提法。1990年，江泽民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文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此后，胡锦涛、习近平也都沿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表述。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强调继续坚持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同时，首次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是国家的一项根本制度。之前的党章和宪法，虽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但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上升到国家根本制度的高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这一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既是对建党建国以来实践探索和制度探索成果的升华，又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站稳潮头、立于不败的思想法宝，是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行动指南。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加速演进的国内外形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我国社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

　　第三，创造性地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搭建了稳固的制度框架。基本制度是由根本制度派生而来的，是根本制度与一定国家或社会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定国家或社会的本质属性在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上的体现。重要制度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实现方式，体现为社会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工作制度等。一般来说，根本制度带有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是一定国家或社会的性质与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同一定国家或社会的发展过程相始终。如果根本制度动摇了，社会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灵活性、发展性，需要根据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适时进行调整和革新，以巩固社会的根本制度和促进社会进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规定我国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根本思想文化制度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在国家领导制度体系中，明确党是领导一切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建立和完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制度，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等领导制度体系。在政治领域，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提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政治制度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的制度，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以及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等文化制度体系。在经济领域，明确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建设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以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经济制度体系。此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还提出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化政府治理体系、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等。这些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涵盖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领域和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与根本制度一起构筑了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主体框架，形成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有力保障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强大的治理效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确立并完善起来的。一方面，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革新，另一方面，在完善和发展中形成的制度优势逐渐转化成强大治理效能，使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得到极大释放，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持续稳固，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在经济领域，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得到深入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逐渐形成，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在思想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巩固，“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和“四个自信”深入人心，社会主义主旋律更加响亮，社会正能量更加强劲，意识形态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在社会领域，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社会救济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完善，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生态领域，绿色发展理念牢固树立起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有机统一，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等协调发展之路已经形成，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中国人民依靠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治理效能，不仅用不到70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而且避免了西方国家普遍遭遇的经济危机、民主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等各种磨难，用事实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还体现在为有效应对世界变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国在继续深化改革、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越来越重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联系，努力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全面对外开放，积极推动普惠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继续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中国秉持“天下为公”的全球治理观，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维护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基础地位，坚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共赢，坚持对话、结伴，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推动解决全球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等世界性难题。这些理念、主张和行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与支持，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中国的努力已结出累累硕果，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发展在全球竞争中的制度优势，让人们懂得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现代化这一条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分“三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百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重大成就，党的二十大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发展总体目标。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已经完成了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到2020年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任务，正朝着党的二十大确立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不懈奋斗。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强化顶层设计、综合谋划，在实践中开拓前进。相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要，构建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还需要走较长的一段路程。这是由我国发展面临的严峻复杂国内外形势决定的，也是由不断出现的新任务新要求决定的。

　　第一，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办好中国的一切事情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广泛凝聚各方面共识，及时把群众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总结上升为国家制度，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全党全社会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在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落实机制上下功夫，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为重点，改革创新各领域体制机制和各方面工作制度，着力克服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问题，使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执政地位更加稳固。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增强党和国家机关履职尽责能力。要以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机，静下心来、俯下身子，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了解群众呼声，回答时代课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补齐体制机制和工作制度方面的短板，强化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具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更加完备、治理能力更加高效。

　　第二，要坚定不移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发展之路。历史和现实反复说明，人类通向现代化的理念、道路、制度是多种多样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能僵化保守、停滞不前，也不能崇洋媚外，照搬照抄别国经验。习近平深刻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他还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从国情和实际出发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根本所在。

　　第三，要解放思想，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大胆借鉴吸收古今中外制度建设中的有益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有其显著优势，但它并非完美无缺，更不是一劳永逸，需要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特别是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指出：“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这一方面需要党领导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改革创新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党领导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善于从历史和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丰富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思想资源。此外，对于国外的制度也需要保持开放胸襟，坚持洋为中用，在批判中吸收有益经验。历史和实践表明，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起门来不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起门来也不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制度，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条重要途径。比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我们都学习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

　　第四，坚持实践标准和人民至上，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成熟定型，是否具有持久生命力，归根结底靠实践去检验，靠创新来驱动。衡量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是否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让每个社会成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竞相迸发；是否有利于提升党和国家机关工作效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显著提高；是否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时代发展要求，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提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稳定发展能力。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完善执政理念，改进工作方式，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提高党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推动实现治国理政各项事务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各项权利，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党建设成为始终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迈向现代化。

　　第五，要按照制度建设的规律与要求，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从一个社会的制度架构来看，根本制度是在社会制度体系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的作用，包括根本经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根本思想文化制度以及根本领导制度等。根本经济制度反映一个国家或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性质，规定了一个国家或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根本政治制度反映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政权性质，规定了一个国家或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基础；根本思想文化制度反映一个国家或社会占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性质，规定了一个国家或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根本领导制度反映一个国家或社会的领导制度性质，规定了引领国家或社会发展的核心政治力量。

　　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经验，在社会主义社会，根本经济制度主要指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制度，根本政治制度主要指无产阶级专政国体（在我国叫人民民主专政）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思想文化制度主要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根本领导制度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这四个方面彼此联系、互为补充，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构筑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及领导制度的根基。其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处于关键地位，是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枢纽和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明确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意义重大，有利于确保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有利于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利于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

　　要充分认识实现共同富裕在国家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强调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原则，才能避免我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避免改革走上资本主义邪路。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始终强调坚持共同富裕目标，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要“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更加强调坚持共同富裕原则的重要性，特别是他在2020年我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他还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还提出，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释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包括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重要内涵，还明确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保如期实现到2035年“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的目标。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有关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指出今后五年的目标任务之一，是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还指出到2035年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党的二十大还提出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目标任务。实现这些目标任务都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制度保障，需要与时俱进地推动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完善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