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是我们党党的建设理论的奠基人，他明确提出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来推进，并且成功领导实施了这一伟大工程。[1]毛泽东的党性思想是我们党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推动的通过增强党性实现全党的团结统一的实践活动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党性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是多方面的，并在党的建设的实践中逐渐拓宽党性概念的内涵。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和《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纳入了党性的范畴，而把与其相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不做调查研究的作风痛斥为“非党性”。

　　毛泽东之所以能科学拓展党性概念的内涵，源于他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党内不良作风的深刻反思和对党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和党性问题的深入思索；也源自于他对调查研究等工作作风、方法的理性思考。正是这些深入反思促使毛泽东更加深切感受到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并且开始高度重视党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和党性问题，就是在这个深入反思的过程中，他把调查研究纳入了党性的范畴。

　　发生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震动了全党，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思考造成悲剧的原因。胡乔木回忆说：“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使我新四军遭受那样惨重的损失，是毛主席事先未估计到的。这使他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切认识。”[2]毛泽东认识到，事变的发生暴露出党中央权威不够，党在政治、组织以及指导思想甚至工作作风上不能实现统一，思想方法上还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不了解中国实际因而不能做出正确决策的问题。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3]毛泽东又说，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4]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把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问题提到了党性的高度，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使党在思想上进一步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而实现独立自主和思想统一。这就是毛泽东思考和解决问题的重要特点，即透过现象抓住本质，通过具体放眼普遍，从更高的层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能不能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正确的决策，是一个政党是否独立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与俄共的成长过程中主要以列宁和党内各派的议会式斗争为主不同，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要面对共产国际以及苏共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幼稚走向成熟和独立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来自莫斯科及其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方面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大量指导和帮助，但与此同时，由于建党初期的幼稚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的曲折，中国共产党在诸如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认识、重大决策等重要问题上始终存在教条主义问题。在党的早期历史中，共产国际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以诸多正确的指导，推动了中国革命发展。但其中也有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而导致中国革命遭到挫折的问题。特别是到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农村，开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时代，共产国际针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就愈发偏离中国的实际而造成了更多的错误。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幼稚，导致了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将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很多在苏联学习并接受了一整套俄国革命理论又回到中国的领导同志，奉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为金科玉律和必须执行的教条。他们脱离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国情，根据外来的理论和教条裁剪中国实际，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策，导致革命遭到挫折。与此同时，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革命形势向好发展。尤其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迅速发展，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城市革命为中心的俄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于此前的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没有完全机械地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坚持了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和策略，确保了中国革命健康发展，而事实也证明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在皖南事变爆发和演变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在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上一再发生矛盾，事实又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是正确的。这些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起来，正在走向独立和成熟。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希望中国共产党继续走俄国人的路，按照他们的指示行事。

　　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既有实际政策上的，又有思想方法上的，而后者尤其严重。其表现就是不能独立思考而是机械地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从中国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在不了解客观实际的情况下，却从事着重要的领导工作，决策上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群众，这就必然导致实践中的失败。

　　由此，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清除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提倡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体系，进而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出了有别于俄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一方面在于他从年轻时就有着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批判性格，另一方面在于他高度重视实践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对农民运动、对农村经济、城市商业等等身体力行地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阶级状况的正确认识，得出正确的结论，制定出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并能够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正确的政策。可以说，毛泽东在调查研究方面下的功夫之深，对中国社会了解之深入，党内无人可及。对毛泽东有着深入理解的斯诺说：“毛泽东对中国大地和这个大地上生息的人民的了解远胜于同时代他的任何政敌。”[5]任弼时在整风时写的笔记中也说：毛泽东“是我党恐怕是唯一能注重调查研究，并且能够充分运用调查的结果，即是能够敏锐地抓住问题的中心，找出规律，决定方向的人”。[6]

　　皖南事变的爆发使毛泽东认识到，党内很多同志还不了解调查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国情和制定正确政策的重大意义，因此毛泽东决定再版由他在1930年到1933年之间所做调查研究形成的《农村调查》一书，并在1941年3月、4月写了序言和跋。他尖锐指出那种不了解实际情况却在指导工作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7]毛泽东更加坚信他十年前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著名的论断，并再次突出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原因就在于，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钦差大臣”在没有进行过周密的调查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背景下，却掌握着领导权和决定权，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痛心地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8]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将调查研究纳入到党性范畴之内，除了他始终重视调查研究外，还在于他在与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对调查研究进行了理性思考。

　　1927年3月，毛泽东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32天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就推翻了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观点：“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9]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决议中提出要注意经济社会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而“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0]这是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初步理性思考。1930年1月，在回答林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信中，毛泽东又指出，无论是犯了革命急性病还是悲观失望、动摇恐慌，主要原因都是“多半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11]到了1930年5月，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从理论高度对调查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形成了对调查研究深入的理性思考。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革命是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是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一直存在争论。毛泽东等主张前者，共产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者则主张后者，但是毛泽东的主张又经常处于少数和弱势。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从对“本本主义”的反思角度，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理性思考。《反对本本主义》开篇就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那个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就瞎说一顿，“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12]调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离开了调查，就不能解决问题，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毛泽东所说的“本本主义”，一是指把书本上写的东西就认为是正确的，二是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正确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 [13]概括起来，不做调查研究，只是依据书本或者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领导和决策工作，就没有话语权、领导权、决策权、批评权。因此毛泽东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4]1931年1月，在《兴国调查》前言中，毛泽东再次表达了这样的含义：“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15]1931年4月，毛泽东起草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继续他鲜明的主张：“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16]在这个油印通知的封面上，特地印上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的理性思考显然是对共产国际以及党内教条主义者的超越。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或者是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出发。因此，中国革命一方面要反对本本主义，另一方面必须弘扬起调查研究的风气和方法。但是，此时毛泽东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党内多数同志的认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继续占据领导地位，也是后来革命遭到挫折被迫长征的重要原因。

　　1937年7月，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实践论》一文。该文是毛泽东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在文中，毛泽东明确将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思想方法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而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17]经过深入的理性思考，调查研究被纳入到党性范畴之内也就水到渠成了。

　　皖南事变的发生说明，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还没有被党的高级干部所领会和运用，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随着对皖南事变的反思，毛泽东接续之前的理性思考，进一步将调查研究从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提升到了党性的高度，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定性为“非党性”的表现，从而科学拓展了党性范畴。

　　在写了《农村调查》序言两个月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把党性概念运用到学习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提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和工作方法才是党性的重要观点。

　　这个报告开篇就直入主题：“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为什么要改造呢？因为“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18]毛泽东批评了学习中三个方面的缺点：第一，对国际国内的现实状况缺乏调查研究，“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第二，对中国历史缺乏研究，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对不住，忘记了，“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第三，学习马列主义只会片面地引用他们的个别词句，而不能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总之，就是不愿意对具体的现实“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依据教条和主观猜想就发号施令，“这些极坏的作风，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19]

　　实际上，毛泽东这里依然是延续了《实践论》中的观点，那就是真正的知识只能来自于实践经验，来自于调查研究，而不是书本和教条，只有在实践中和调查研究中掌握了真正的全面而客观的知识，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如果斗争策略是错误的，必然导致失败。[20]从这个角度说，所谓“学习”两字对于共产党来说，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知识的学习了，而是有了更加深刻的实践意义，是关系到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的大问题。

　　所以，毛泽东把主观主义的学习方法上升到了反党性的高度，他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21]反过来，不凭主观想象，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22]

　　那么，如何改造我们的学习呢？针对上述三个缺点，毛泽东提出了三个办法：第一，就是进行调查研究。“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第二，有组织地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第三，干部教育中“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方针。[23]

　　毛泽东报告中使用的“希腊”“欧美日本”“留学生”等等都是曲折用语而有所指的，所以当时的一些听者是糊涂的。当时在现场听了毛泽东这个报告的邓力群回忆说：“我当时也不完全理解毛主席讲话的矛头是指向哪里的。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干部和更年轻一点的党员，根本没有意识到是中央领导层有分歧。以我来说，认为中央的领导同志，毫无疑问是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主席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我们这些二十几岁，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的毛头小伙子，最多也只是包括一些马列学院的教员在内。”[24]但毛泽东的目的是明确的， 就是要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摆脱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成为能够依据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进行独立思考和正确决策的中国的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此后，毛泽东的这些主张都在相关领域逐一落实下去，使党内高级干部的学习制度、学习倾向以及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但历史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思维有其惯性和保守性，人们的思想转变有时候也是困难的，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尽管毛泽东这个报告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振聋发聩的，但在当时却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也没有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引起多大的反响。“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辞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毛泽东后来在1943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25]显然，党内高级干部还没有能够深入领会毛泽东这个报告的真实意图，还需要进行思想上启蒙的工作。因此，毛泽东才发动高级干部学习党史，总结历史教训，以及更大规模更大力度的整风运动推动高级干部以及全党的觉醒，提高对理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危害的认识。毛泽东在1942年3月白区工作总结会上说，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始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做启蒙工作。[26]张闻天、任弼时等党的高级干部都是经过延安整风才觉悟过来，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对党的危害以及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任弼时在写于1942年的笔记中说：“过去党的领导机关对于党内思想理论方面的领导与教育是太不注重了。这一问题在党内认真的正确的提出恐怕要算最近的一年，就是从去年5月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开始（虽然六中全会已提出了问题，但并未真正被党来重视，或者是走入偏向）”“过去的二十一年，虽然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相互结合的过程，但是真正自觉的认识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要密切结合的重要性，还是最近几年才开始。”“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党对革命的危害，确实是很大的事。失败的血的教训，使我党近年来才能深深感觉到党对思想理论上的领导与教育的重要性。”[27]

　　《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之后，毛泽东继续把调查研究制度化、党性化。1941年8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他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的党性本质，“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28]毛泽东决定中央设调查研究局，地方设调查研究室，收集各种客观材料，在党的干部教育中进行了解客观情况的教育。文件最后要求：“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7月1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29]到了1942年3月3日，也就是《决定》发出半年后，中央书记处要求各地检查决定的执行情况，“将执行《调查研究决定》的成绩、缺点、经验作出总结，报告中央”。[30]

　　综上所述，从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到1942年初延安整风，毛泽东先是从事变中认识到高级干部党性问题的重要，推动党内高层讨论党性问题，并且制订了中央第一个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从而把增强党性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法；紧接着，又把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纳入了党性的范畴，极大拓展了党性概念的内涵，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思想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实践的特色。

　　毛泽东把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纳入到党性的范畴，重新定义了党性，给党性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含义，这一方面扩大了党性的内涵，另一方面把作风问题提到党性高度，引起人们的重视。王若飞就说，过去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认为服从组织，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对立就是党性。但毛泽东的改造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使我为之一惊，开始注意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来省察自己的党性，一年以来，对于这种粗枝大叶作风对革命工作的损害，是日益增加其认识的。”[31]

　　毛泽东对党性范畴的拓展深化了人们对党性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把此前单纯从组织层面认识的党性提高到了理论和行动层面，从而丰富了党性理论，推动了党性进入实践领域。杨献珍在1942年就认为，“毛泽东同志对于党性问题的新的提法，是对于党性认识的一个新的发展”。[32]他在1956年说：“在1942年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对于党性问题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整风以前，人们单纯从组织观念上来理解党性问题，这种认识非常普遍而且牢固，以致1942年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把党性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来认识的时候，有些同志一时竟转不过弯来。”[33]杨献珍说，他1940年在北方局工作的时候，人们谈到党性，就是服从组织，听党的话等等，甚至把叠被子、打扫卫生、有病不骑马等等也说成是锻炼党性。“这样理解，就把党性与党性锻炼庸俗化、简单化，太浅薄了。”“对我关于党性问题认识的提高，启发最大的，还是《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把党性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上来认识，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上来认识，提高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态度上来认识。”[34]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提高到党性的高度，也促使张闻天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真正走到实际中进行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实现对自己的改造。在1941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说：“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过去的老账，必须要还。”[35]从1942年初开始，张闻天带领调查团到山西陕西农村做了一年的调查研究，使他感到真正是“冲破了教条的囚笼”，是“一个彻底的自我改造”，从前还自认为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使我对于过去是否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这一点，发生怀疑了。因为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决不能认为是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作风，相反的，这是主观主义唯心论者的特点”。[36]

　　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毛泽东把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上升到党性的高度，实际上意在克服党内存在的迷信书本、迷信权威、迷信教条的唯心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推动中国共产党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使中国共产党加深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认识，制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能够得到群众拥护的正确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最终战胜国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推动党性概念从哲学领域进入党的建设实践领域，从思想观念范畴拓展到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范畴，使得党性思想的实践特点尤其突出。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和实践活动，使得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性的思想更加丰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自己独特的工作作风，走向团结统一，走向成熟强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80多年前的这些思考和实践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他启发我们认识到：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加强党性修养，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的也是成功的建党方法；党性绝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仅是思想观念，更是实际行动；党性是坚定的信仰，也必然表现在工作作风上；要提高和增强党性，不仅要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更要注重在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实践活动中锤炼党性。

　　（作者简介：刘智峰，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