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场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深邃的洞察力与战略远见，准确把握战争发展趋势，超前谋划战略指导，领导做好全方位、可持续的战争准备，展示了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风范与宝贵精神。70年后的今天，重温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的战略意蕴，从中汲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战略艺术与精神力量，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紧要关头，战略决策是一个极为重要、极为复杂、极为艰难的过程。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值此危急关头，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对于成立不到一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正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出兵参战战略决策的通盘考虑。在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断定中国不可能参战时，毛泽东从国际力量对比中洞悉局部突发事变，准确预测战争发展趋势，审时度势、前瞻筹划，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达到了战略上的最佳效果。

　　一方面，高瞻远瞩预判朝鲜战场形势。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坚决维护核心安全利益，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战略决策的基本出发点。1950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重点不是在出兵，而是在边防。8月上旬，朝鲜半岛南端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毛泽东警觉到美国很可能会扩大战争规模，中央军委又组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三线部队，加强特种兵建设，制定保卫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的防空计划，开始向北方运送战士，力争必要时“出手即胜”。10月初，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面对美国的“三把刀”威胁，中国若临阵退缩，势必进退失据，苏联也会减少援助；若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将战火引到中国境内，使经济建设难以进行？党中央分析认为，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不愿在亚洲过分地扩大战争，我国能在朝鲜这一局部战场与美国较量，便于集中力量对敌，能有效援助兄弟邻邦又保证国内安全。毛泽东认为参战有三种可能：最好的可能是在朝鲜消灭美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中间的可能是战争出现僵局，最终导致谈判；最坏的可能是在朝站不住脚，同时又将国内打烂。1950年10月，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历经两次中间停顿，最后下定出兵决心。这一战略决策，彰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非凡胆略、雄健气魄和深邃洞察力、卓越判断力。

　　另一方面，全面分析战争双方优劣条件。出兵朝鲜的决策有很大的冒险性，同时又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说，“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我们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从政治上看，美国侵略行径遍及五大洲，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而抗美援朝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举，获得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同情、支持和援助，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源泉。从军事上看，美军存在“一长三短”：“一长”是钢铁多，“三短”是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首尾难以相顾；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战斗力不如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美国实行的是全球战略，中国集中力量于朝鲜这一局部战场，“对于战争，我们是不怕的，因为我们有进行了20多年武装斗争经验的党和军队”，加之苏联的部分援助，就有可能取得局部战场上的胜利。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权衡利弊，认为美军“铁多气少”，“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一战略决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践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的典范。

　　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方略。“边打、边稳、边建”这一抗美援朝战争的总方针，主要解决了抗美援朝作战和国内建设的关系问题，体现出我们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把控全局的能力，实现了打仗、建设两不误。

　　“打”是首位，要“有策略地打”“稳当地打”“有目的地打”。“有策略地打”，是指志愿军到达朝鲜半岛之后，毛泽东多次电联总司令彭德怀，明确表示“先打伪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的方针，巧妙地运用战略、战役的突然性，坚决勇猛地给敌以连续打击。在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以一个军的力量钳制美、英军队，然后集中三个军逐一歼灭李承晚的三个师，有效削弱了美军在战场上的力量，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的美梦。“稳当地打”，就是志愿军以劣势装备在朝鲜作战，要把自己的决心、行动放在稳当的基础上，不做办不到的事。毛泽东叮嘱：“我们每次作战不必抱有太大的野心，在每次战斗中，我军能够歼灭敌军一个营，至多两个营就够了。”“有目的地打”，主要是志愿军充分利用敌方十几个参战国之间的矛盾，采取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坚持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立足于打，以打促谈，彻底粉碎了“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的论调。

　　“稳”是前提，要稳定国内政治和经济秩序。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薄弱，一旦出现物价波动，财政、金融、贸易的运转就会紊乱失序，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不安，进而影响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了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建党、统一战线等七个方面工作，组织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国内稳定秩序和恢复经济全面铺开，开始形成前线与后方、战争与建设相配合相呼应的局面。

　　“建”是根本，要搞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国防力量建设。战争期间，我们党正确处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工业战线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口号，农业战线加快完成新解放区土地制度改革，有效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到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3.8%。广泛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通过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爱国生产竞赛运动、拥军优属活动等，各界人民捐献了可购买3700架飞机的巨款，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为战争胜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至1951年春夏之交，中国入朝部队大部分更换了苏式武器，实现了制式的标准化，能及时保障弹药供应和零配件补充，军队过去“小米加步枪”的面貌变成整齐配套的各种枪械加大炮，为坚持长期作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语出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聂荣臻的一封关于作战方针的电报。这一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我军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精髓，力求扬长避短，夺取和掌握主动权。抗美援朝战争，是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极不对称的一场战争。美军掌握制空权、制海权，采用了陆海空联合作战、空中绞杀战、空降作战、海上封锁支援战、细菌战等作战样式，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飞机轰炸密度、战场兵力兵器密度和伤亡比例，甚至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针对美强我弱的军事态势，毛泽东强调，“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志愿军抓住和利用美军作战中的弱点予以打击，在战役、战术上实行近战、夜战、速决战，大胆迂回分割包围，战术小包围、“零敲牛皮糖”等许多新战法，有效削弱了美军的火力、机动力、保障力优势，连续取得胜利。

　　着眼作战任务，创新发展战略战术。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在运动中歼灭冒进之敌，打赢了“遭遇与反突击战役”；第二次战役，志愿军采用的是迂回穿插和正面进攻相结合的运动战，极其成功；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发动的是一场趁敌未稳的追击战，将敌从三八线击退至三七线附近地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进行的是运动防御战，取得了横城反击战的重大胜利；第五次战役，志愿军采取的是攻击和防御相结合的作战模式，总结出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美军作战的一般规律；上甘岭战役，志愿军发展出因地制宜的坑道战，打出了令敌人胆寒的“上甘岭精神”；金城战役，志愿军实施了强有力的多兵种合同作战，把敌人“打得如潮水般溃退”。美军统帅克拉克上将承认，志愿军掌握了“最新地面作战的技巧”，“联合国军”经常不得不在志愿军“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作战，“陷入敌人式的战争”。

　　围绕后勤保障，创新发展战略战术。为破解李奇微的“磁性战术”，粉碎敌人空中“绞杀战”阴谋，保证战场物资运输，志愿军多法综合施策、空地密切协同，以抢修、抢运、保通、空战、地面防空五位一体开展“后发先至”的后方地域作战行动。其中，志愿军空军以师为单位，采取以少到多，以老带新，先打弱敌、再打强敌等办法，陆续投入作战。志愿军采取“分区设防、重点掩护”的方式，将70%的高炮兵力用于掩护铁路线，坚持重点掩护与机动抗击相结合。运输部队发明了“赶羊过路”“顶牛过江”等方法，装卸部队创造了“游击车站”和站外“分散甩车、多点装卸”的路子，用智慧建起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70年后，与抗美援朝战争时相比，如今的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深刻变化。然而，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制胜机理如何演进，强军胜战的大道是相通的。我们要珍惜和运用好党在领导打赢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智慧与历史经验，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推进强军伟业，掌握战略主动、赢得制胜先机。

　　（作者：王强、张晓燕，分别系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