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青年时代虽然诗歌写得不如马克思多，但却从事过近乎专业的文学批评，并且接触过比较文学，所以关于比较文学的精彩论述就特别多。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都鲜有专门研究恩格斯与比较文学的论文，因此，本文试图拓展这一研究领域，对恩格斯的比较文学观及其研究比较文学的成就进行全面系统的爬梳与研究，整体框架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恩格斯青年时代的比较文学观；第二部分分析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致的比较文学观；第三部分则分析恩格斯本人对比较文学的拓展和独特贡献。

　　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都经历了一个喜欢写诗的青年时代。与马克思青年时代只写诗歌不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既写诗歌又写文学批评论文。1840年初，恩格斯已经发表了近10篇论文，其中《现代文学生活》《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等文的篇幅都近似专著。可以说，如果恩格斯没有遇见马克思，又没有听从父亲的话去经商，那么他很可能成为职业的文学批评家。因此，我们首先来看恩格斯青年时代文学批评中的比较文学观。

　　比较文学虽然是跨国别、跨文化的文学研究，然而“比较”显然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有时候恩格斯对一些德国诗人的比较就仅仅是文学比较而非比较文学：“如果将我们最伟大的诗人加以对比，就会发现，这些诗人总是成双配合，相辅相成。如克洛普什托克同莱辛，歌德同席勒，蒂克同乌朗特都是这样。现在吕凯特却孑然一身。我想知道，他是要找一个人配合自己呢还是宁愿就这样了此一生？看来就是这样了。作为写爱情诗的人，可以把他同海涅相比，但遗憾的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完全不同，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克洛普什托克同维兰德尽管互为对立面，还有可结合的地方，而吕凯特同海涅则毫无相似之处，两人截然不同。”恩格斯在这里分析的除了知名的作家与诗人，大都是“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家与诗人。恩格斯还将卡尔·倍克与海涅进行比较，虽然倍克与海涅都是“青年德意志”派的诗人，但是后来海涅与工人阶级运动更接近，倍克则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派的诗人，所以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篇长文中第一部分批判的就是倍克。

　　然而更多时候，恩格斯的比较是超越国家与民族界限的，并且从影响的角度加以研究。恩格斯认为，“青年德意志”派作家谷兹科夫的小说《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深受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的影响，主人公布拉泽多就是“当代的堂吉诃德”。他指出，虽然这部小说“在表达能力上远不如塞万提斯这部已经是成年人的作品。但是次要人物——托比安努斯似乎同桑科·判扎不相上下，——情景和语言等倒是挺出色的”。莱文·许金赠给恩格斯一卷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的《诗集》，恩格斯认为诗歌“对自然景色的描绘新颖而柔和”，并且“文笔秀丽，藏而不露”，还从影响的视角指出其“在精神上和拜伦同出一源”，“遗憾的是，这些诗竟完全没有被人注意”，他在给许金的信中说，一有可能就“将在报刊上对这本书作出应有的评价”。不久，恩格斯就在半是散文半是文学批评的《风景》一文中对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的诗歌加以推荐，认为这些诗歌在感情深切地描写自然等方面“不亚于雪莱的诗”，而又具有拜伦式大胆的幻想。写完《风景》后，恩格斯在致许金的信中再次提及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说雪莱的《含羞草》“写得很出色，它的风格比拜伦的作品更接近于德罗斯特的作品”。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逝世后，被称为“德国女诗人之王”，由此可见恩格斯是颇具慧眼的，能够在文坛的泥沙中淘出闪光的真金；而其批评一开始就是与比较文学的识见结合在一起的——最早将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看成拜伦的精神苗裔，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德罗斯特更接近雪莱。恩格斯还在青年时代的文学批评中接触到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影响很大的世界主义思潮，认为这一思潮否认民族差异，“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

　　从青年时代从事文学批评开始，恩格斯就很重视莎士比亚。他在《风景》中认为，英国的绿草地在召唤莎士比亚神妙的戏剧，不管剧情发生在意大利还是法国，显示的还是英国的文化特质。恩格斯在极为推崇莎士比亚的同时，又不乏比较意识。不过，恩格斯早期文学批评中真正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莎士比亚的，是写作时间更早的《现代文学生活》。这篇长文的第一部分名为《剧作家卡尔·谷兹科夫》，而讨论谷兹科夫的戏剧则是从其《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切入的。恩格斯以反问语气质疑说：“谷兹科夫怎么会为了让哈姆雷特心中产生怀疑，即德国人的本质特征，而把他和浮士德放在一起。……那么，谷兹科夫是怎样使这些本质特征渗进哈姆雷特的精神世界的呢？也许是通过浮士德对年轻的丹麦人的诅咒吧？这种deusexmachine的手法也许会把任何具有戏剧性冲突的诗作都变得不象样子。或者是通过哈姆雷特偷听到的浮士德与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谈话吧？”《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是对莎士比亚的悲剧经典《哈姆雷特》的变异性改写，并将歌德《浮士德》中的人物写入文中。跨国别、跨民族的文学改写本来就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而恩格斯不但对这种改写进行了批评，而且还对这两部戏剧进行了比较。

　　主题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一般认为，主题学发轫于19世纪末德国的民俗学”，其滥觞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上半叶格林兄弟对于欧洲民间童话故事的整理研究”。因此，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关注比较文学的主题学，开始真正切入比较文学研究。他不但将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一并论列，而且将“源于日耳曼语族的故事”与“源于罗马语族的故事”进行比较分析。恩格斯采用的虽然是“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传说”和“浮士德的传说”的说法，但是考察其论述就会发现这里的“传说”与后世比较文学所用的“主题”是一个意思。他还认为这两个主题在德国民间的流传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异：“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一书甚至要人们对它的内容抱宗教信仰，它试图用圣经和一些荒诞无稽的神话来证明这种信仰是对的；在这本书里，传说只剩下一层最表面的外壳，而里面却包含着关于犹太人亚哈随鲁的冗长枯燥的基督教训诫。浮士德的传说被降低为用一般妖术轶闻进行渲染的陈腐无味的巫婆故事；甚至连民间喜剧里保存下来的那么一点诗意，也几乎绝迹了。”在分析了这两个主题后，恩格斯又指出：这类书籍应该精心修改再版，“当然，不是任何人都能完成这种改写工作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人在选择时具备足够的批判的敏锐洞察力和鉴别力并且在改写时善于运用古老的风格，这就是格林兄弟”。比较文学的主题学渊源要追溯至格林兄弟，恩格斯在考察民间文学的两个主题时恰好就点到了格林兄弟，由此可见他对学术前沿的敏感性。

　　事实上，青年恩格斯还从影响与接受的角度论及德国文学所受法国文学的影响：“维克多·雨果出现了，亚历山大·大仲马出现了，同他们一起出现的还有他们的一帮模仿者；伊菲姬尼娅们和阿塔莉们的矫揉造作让位于卢克丽霞·波尔查的矫揉造作，激昂焦躁代替了僵硬刻板；法国古典作家对古代作家的剽窃被揭穿了，——这时，拉舍尔小姐出场了，于是，雨果和大仲马，卢克丽霞·波尔查，以及那些剽窃来的作品统统被人遗忘了”；“上一世纪法国文学的一个特点仿佛正开始再现于当前的德国文学中”。后来，恩格斯在论及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小说时，还指出其对法国文学的整体借鉴。

　　对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而言，歌德之后最富有启示意义的著作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德国哲学家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标榜极端个人主义的“无比性”，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理论方法上的比较，将比较上升至民族自觉意识的高度加以认识，认为只有那些胸襟狭隘的小店主和小市民，才会躲在“无比性这个挡箭牌后面”禁止进行任何比较；他们还推崇比较语言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解剖学等比较科学，认为施蒂纳对此一窍不通，而这些比较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向来是一个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论述倍尔西阿尼的歌声不能与青蛙的鸣叫比较从而建立了比较中的归类原则：要比较出某个作家某部作品的特征，首先就需要归类；非同类之间的比较，往往不能比较出作家作品自身的特征，那是其类特性的比较。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破各民族孤立局面，为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有些学者因为“比较文学”的概念不能完全地表现这门学科的内涵而以“世界文学”的概念加以补充；另一方面，比较文学以影响研究理清各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以平行研究、翻译研究筛选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作品，正是建构世界文学大厦的前提与条件。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独创性其实经常被忽略，否则当代的一些著名学者不会轻易犯错误。比如当代以研究世界文学著称的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就认为：“世界文学可被视为：自从书写被发明以来，世界上各个时期的文学之汇总。”在达姆罗什看来，世界文学仿佛从远古就存在。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世界文学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各国之间、各大文化之间的文学相互影响的结果。各民族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使得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发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发生的共同经济与社会背景。

　　即使在并非合写的文章中，恩格斯也保持了与马克思的一致性。马克思与海涅是好朋友，当海涅与白尔尼发生争端时，马克思毫不犹豫地站在海涅一边。恩格斯青年时代却是白尔尼的崇拜者，对白尔尼的评价明显高于海涅，他曾在赞扬白尔尼伟大的同时将海涅贬为“卖弄风骚”，甚至认为“白尔尼是德国自由的旗手，是德国当代唯一的伟人”，“是新时代的施礼者约翰”。而在与马克思结交之后，尤其是海涅写出《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等歌颂工人的诗歌之后，恩格斯再也没有贬低海涅而抬高白尔尼。在1845年4月撰写的《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一文中，恩格斯说“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这绝非照顾马克思的面子，而是恩格斯在转向共产主义之后对于海涅的看法改变了，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他对于海涅诗歌的熟练引用。不过，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又低评了海涅一次，他满怀深情地追忆马克思：“我们那时都是大胆的小伙子，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天真的儿戏而已。”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是与马克思合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的那段日子，目的是以海涅之伟大来反衬马克思之更加伟大。事实上，与马克思结交之后，他不仅与马克思一样厌恶赫尔岑与巴枯宁，一样以莎士比亚傲视席勒乃至整个德国戏剧，而且还像马克思一样认为英国在现代欧洲体系的地位高于法国。

　　马克思说：“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其余一切国家，甚至包括美丽的法国和有教养的德国在内，都只具有次要意义。”因而当法国人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以世界主义为由推崇法国贬低英国时，恩格斯就坚决支持马克思的英国是欧洲的支柱而法国仅具次要意义的观点，认为英国发明的蒸汽机与修筑的铁路“抵得上一大堆思想”，英国在向全球传播文明方面也超过法国，“法国曾经为解放一个共和国而参加了一定的斗争，可是为这个共和国奠定基础的又是谁呢？是英国，就是这个英国！如果说，法国支援过美利坚共和国摆脱英国暴政的解放斗争，那末早在二百年前，英国就已从西班牙的奴役下解放过荷兰共和国”，甚至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都源自英国。恩格斯甚至认为，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真正获得解放的前提除了生产资料增加一倍，还要“英国参加这个过程”。临终前，恩格斯还在将欧洲各国加以比较：“在法国，社会主义者是唯一真正诚实的党，而在德国，社会主义者是唯一真正的反对党……在俄国，小尼古拉已为我们做了一段工作，使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的了。”在这里，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作出了俄国要爆发革命的精准预言。

　　在对席勒与莎士比亚的比较中，恩格斯也与马克思保持了一致。马克思曾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因卢格推崇席勒贬低莎士比亚而愤怒地骂其为“畜生”，不久又在致拉萨尔讨论其戏剧《济金根》的信中，推崇莎士比亚化而反对席勒式。很快，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得出了与马克思不谋而合的结论。恩格斯让拉萨尔“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不要“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在恩格斯看来，席勒的剧作是以观念化为特征的，而莎士比亚剧作则以其“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而著称。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心有灵犀还表现在维护莎士比亚时的激烈言辞上。当时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出版了一部名为《莎士比亚狂热病》的书，认为莎士比亚不能与德国的伟大诗人相提并论。恩格斯从比较的角度指出：“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恩格斯虽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骂卢格为“畜生”，但是他骂贬低莎士比亚的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为“无赖”，骂其书“臭气熏天”，最后说“去他的吧！”其愤慨程度也不亚于马克思。

　　恩格斯从事过近乎专业的文学批评，所以对于欧洲各国文学的比较信手拈来，当然有时候是纯粹的文化比较。在恩格斯看来，18世纪末的德国到处是腐朽与解体的讨厌东西，到处是卑鄙的腐烂发霉的东西，只有在以歌德与席勒为代表的德国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恩格斯与海涅都肯定拿破仑入侵德国的积极意义，即认为他是革命的传播者与旧社会的摧毁者，而“拿破仑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彻底消灭普鲁士”。恩格斯不但经常将德国与英法等国比较，而且认为有些政策在差异很大的法国与德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在法国彻底镇压新教对它说来不是坏事——teste〔见证人〕有培尔、伏尔泰和狄德罗。然而在德国镇压新教则不仅会成为德国人的不幸，而且也会成为全世界的不幸。如果这样，德国就会被强迫接受罗曼语各国的天主教发展形式……那末完全带有新教性质的德国教育形式（家庭教育、私人寄宿学校、大学生旁听制）也都会被废除，而欧洲的精神发展会变得无限单调。”

　　恩格斯对于德国与法国的比较从政治、宗教转向哲学、文学后，指出德国的哲学家与法国的哲学家是极为不同的：法国哲学家经常被迫害进巴士底狱，著作要拿到国外出版；而德国哲学家则是被国家任命的青年导师与大学教授，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黑格尔哲学甚至被推崇为国家哲学。然而，在德国教授“迂腐晦涩的言词”背后，在其“笨拙枯燥的语句”中，诗人海涅却看到了革命。恩格斯也指出了德国与英、法两国在文学方面的差异：“英国有许多象样的二流诗人，出色的中等人才几乎充斥整个法国文坛，而在德国几乎完全没有。再过一代，几乎也不可能读到我们的二流诗人的作品。”不要以为恩格斯对德国文学评价很低，从青年时代直到晚年，恩格斯对于歌德始终给予至高的礼赞，但他的“德国二流文学不如英法两国”的观点确实是很独特的。

　　恩格斯刚刚成为共产主义者时撰写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既是一篇精辟的政治论文，又是一篇精彩的文学批评论文——尤其是对歌德的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在喜爱莎士比亚与歌德上是一致的，然而二人还是略有差异，那就是希腊神话与莎士比亚是马克思的最爱，而恩格斯最爱的则是歌德。在恩格斯的《自白》中，歌德在其“喜爱的诗人”中排名第一，又在其“喜爱的散文家”中排名第一，他认为“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然而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恩格斯却对自己最喜爱的歌德进行了著名的不同凡俗的辩证批评：“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他非常遗憾地指出：歌德作为最伟大的德国人居然被德国的鄙俗气所战胜，表明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办不到的。这也是恩格斯特别看重文化影响与文化输入的重要原因。

　　恩格斯自青年时代所作的《德国民间故事书》开始，直到1870年的《爱尔兰歌曲集代序》，都注重研究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这是他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恩格斯非常喜爱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英雄传说与歌曲集《艾达》，在致拉法格的信中谈及《老艾达》时的兴奋之情跃然纸上。而在1884年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对恋爱婚姻的不同形式进行了考察，认为“热恋”作为最早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与“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以及“中世纪的骑士之爱”，“根本不是夫妇之爱”；恰恰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罗凡斯人的骑士之爱，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而他们的诗人们又加以歌颂的”。诗人以热烈的爱情之歌描写的是骑士怎样睡在其情人（别人的妻子）的床上，侍卫待晨曦初降就告知骑士让他悄悄离去，离愁别恨则成为诗歌的最高潮。恩格斯又参照《尼贝龙根之歌》与《古德龙》进一步深入分析：“从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这段路程骑士们是走不到头的”；接着，恩格斯又分析了《尼贝龙根之歌》与《古德龙》中那些牺牲爱情成就传统伦理的妇女，认为“只有古德龙才第一次自愿嫁给黑尔维希”。

　　恩格斯不但经常将德国与法国的文学进行比较，而且还从影响的角度对德国文学接受法国文学进行了考察。在分析以恩斯特·德朗克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柏林”派时，就对其接受法国小说的影响进行了具有反讽意味的批评与分析：“（德朗克）创造了一种文艺创作的新形式，为德国文学立下了卓越的功绩。”所谓新形式，就是在德国小说缺乏材料的时候到法国工厂里去搬运。恩格斯进一步分析：“（德朗克）以蛇夫，‘真正的社会主义’星空里的蛇夫的姿态，高高举起德国警察法这条蟠卷着的巨蟒，把它加工制成‘警察故事集’中的许多极有趣的短篇小说。的确，这一套错综复杂的、像蛇一样光滑的法律，蕴藏着可供这类写作之用的无比丰富的材料。……德朗克先生身为柏林文人，曾对警察局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在这里很可以根据亲身经验来发挥一番。道路一旦踏出来，不会后继无人，因为这个园地具有丰富的蕴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79页。有了这些经验、体验与经历，“随便从布尔韦尔、大仲马或者欧仁·苏的任何一篇长篇小说中摘出一些细节添补上去，一篇短篇小说就做成了”。在这里，恩格斯反讽性地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小说创作“搬运”法国文学作品的奥秘。

　　恩格斯还以天主教与新教的文化差异，对德国与法国的恋爱婚姻小说进行了平行类比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当时的资产阶级之间有两种缔结婚姻的方式：在天主教国家，资产阶级的父母为儿子选择合适的配偶，使得一夫一妻制固有的弊病日益凸显，于是丈夫们大肆地实行杂婚，妻子则是大肆通奸；新教国家的通例是资产阶级的父母允许儿子具有选择本阶级妻子的一定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恋爱成为婚姻的基础，因而丈夫们杂婚并不厉害，妻子们的通奸也比较少。恩格斯认为不同的宗教背景使德、法文学产生了较大差异：“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们结婚后和结婚前仍然是同样的人，而各个新教国家的资产者又大多数都是些庸人，所以，这种新教的一夫一妻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夫妇同居罢了。小说就是这两种婚姻方式的最好的镜子：法国的小说是天主教婚姻的镜子；德国的小说是新教婚姻的镜子。在两种场合，‘他都有所得’；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两者之中究竟谁的处境更坏，不是常常都可以弄清楚的。因此，法国资产者害怕德国小说的枯燥，正如德国的庸人害怕法国小说的‘不道德’一样。”我们在阅读德国小说与法国小说时，会看到明显的伦理差异，甚至因法国小说中的丈夫、妻子普遍性地寻找情人而感到触目惊心。对此，恩格斯从宗教差异角度为文学差异作出了合理而深刻的解释。这既是跨越国家的平行比较，又是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

　　恩格斯晚年经常以通信的形式发表关于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的真知灼见。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规范性分析，正是在论及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尤其是比较巴尔扎克与左拉的创作特征之后得出的。恩格斯关于巴尔扎克与左拉的比较虽然涉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但还不是跨国别的比较，不过他的批评视野显然是国际的。致敏娜·考茨基的信一开始就对欧洲的几个大都会——巴黎、伦敦、柏林等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伦敦虽然不如巴黎漂亮，但作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却兼收并蓄。接着话题一转，切入了对敏娜·考茨基的小说《旧人和新人》的讨论，他认为小说“具有把南欧和东欧的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独特的国际性质”，这明显是出于比较文学的视野；在指出小说将人物的“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的时候，虽然没有用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去点拨，却仍然是从世界文学的比较中加以论证的。

　　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恩格斯将挪威的政治、小市民及文学与德、法等国进行了视野恢宏的比较。他先是将挪威的政治与西欧进行比较，认为在欧洲对拿破仑的胜利导致王朝复辟时，挪威找到机会制定了比当时欧洲任何一部宪法都更民主的宪法。接着他又以英、法等国为参照，将挪威与德国的国民性进行比较，在否定胆怯狭隘的德国小市民心理的同时肯定了挪威的国民性，并且认为挪威的帆船队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所有这些造就了挪威文学的繁荣。恩格斯说：“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他在19世纪后半期就发现了易卜生的文学天才，并从比较文学的视野出发，认为以易卜生等人为代表的挪威文学成就仅次于俄罗斯文学：“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可以看出，恩格斯除了将挪威文学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平行比较之外，还从影响的角度指出挪威文学给德国等其他国家文学打上了烙印。

　　综上所述，恩格斯的文学批评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他不以福楼拜而以巴尔扎克作为现实主义的典范，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推崇的现实主义具有了浪漫因素。因为巴尔扎克不仅与雨果的私交非常密切，还为《欧那尼》的演出助威，而且他的《长寿药水》《驴皮记》等小说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从而与福楼拜的客观主义有所区别。而恩格斯的比较文学观及其对于主题学与民间文学、不同国家的宗教导致的文学精神差异等富有创意的比较研究，对于今天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作者简介：高旭东，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