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也译勒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七十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从文献线索上看，1958至1960年，列斐伏尔比较集中地研究了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写下了一批论著，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回到马克思》(cf.Lefebvre,1958a, pp.20-37)一文和《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cf.Lefebvre,1958b）一书，这可以视作列斐伏尔的一种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再思考。

　　一

　　列斐伏尔的这篇《回到马克思》，可能会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比较早地明确提出“回到马克思”口号的文本。在此文中，他提出要“恢复马克思的形象”（reprendre l'image à propos de Marx），以重塑自己的哲学方法。其实，这是列斐伏尔自《辩证唯物主义》开始，始终在从事的工作。那么，这一次的Retour à Marx（回到马克思）有哪些新东西呢？

　　列斐伏尔先回溯了1842至1843年间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从黑格尔哲学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转变，在他看来，这种转变的实质，是将黑格尔的观念唯心主义解码和替换为“人是人的根源和基础。因此，哲学的使命是揭露和根除一切形式的异化（l'aliénation sous toutes ses formes），从神圣形象（宗教）到世俗表现，包括政治异化和哲学异化本身。因此，对天堂的批评变成了对地上的批评：对宗教的批评变成对法律和国家的批评”(Lefebvre,1958a,p.23)。这基本上是正确的思想史复述。并且，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非常迅速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将这种对现实的哲学批判转化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这当然就是著名的劳动异化理论。

　　这里的问题是，列斐伏尔并不认为，青年马克思这里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列斐伏尔也看到，在1845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最终完成了理论批判向革命的社会实践的转化，在这里，马克思否定了旧唯物主义那种“非主体地（non subjectivement）看待对象、现实、活动和实践之外的事物”的观点(cf.Lefebvre,1958a,p.28)，也开启了对直观物进行批判性透视的科学认识，进而第一次从革命的、批判性的物质实践物相化活动出发，将唯物主义哲学推进到“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这是列斐伏尔第一次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放在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一个突出的逻辑构序位置上，他似乎是想突显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的脱型与超越。这一点，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一书被展开讨论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甚至认为，马克思这种实践变革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的“革命的浪漫主义”（un révolutionnarisme total, encore romantique）。(ibid.)

　　依列斐伏尔之前发表的《向着革命的浪漫主义前进》一文的观点，这种“新浪漫主义（即革命的浪漫主义）着重的是‘可能——不可能’”之间鸿沟的超越。(参见勒斐伏尔，1965年，第230页)这也是他对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质的理解，只不过改变世界会进一步走向“改变生活”（兰波语）。由此，列斐伏尔才会将支配和征服意义上的pratique（实践），替换为诗性创制意义上的praxis（实践）。

　　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革命的方法论，在不久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实现为一种“具体的历史辩证法”（la dialectique historique concrète）：它包含了“一般意识形态辩证法、异化辩证法和个人辩证法（celui de l'idéologie en général, celui de l'aliénation, celui de l'individu）”。(Lefebvre,1958a,p.31)dialectique historique（历史辩证法）是一个正确的看法，但列斐伏尔对历史辩证法内容的理解却是一种很任意的过度诠释，因为这个所谓的“异化辩证法”肯定是不在场的。在列斐伏尔看来，在这种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中，真正统一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存在与本质、客观化与肯定、自由与必然、个人与物种之间”的矛盾，最终解决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mystère de l'histoire）”。(ibid.,p.33)

　　这个“六大矛盾”的辩证关系和最终统一，是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指认的扬弃劳动异化走向哲学共产主义的方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7页)可以看出，列斐伏尔此处的观点，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构境之中，而仍然是在用《1844年手稿》的逻辑构式来反注《德意志意识形态》。笔者发现，在此文中，列斐伏尔将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上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哲学上对直观物的透视方法联系起来，提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正是建立在对资本这样一些直观“物质”（matière）的证伪基础之上的，因为马克思恰恰是在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看起来实存的物质背后，看到“我们周围的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praxis dans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qui nous entoure-la société capitaliste）”。(Lefebvre,1958a,p.36)

　　这是一种深刻的观点。这种重要的想法，在不久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中具体地展开讨论了。可列斐伏尔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两种物相化透视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将经济事物还原为生产它们的物质生产实践（“使用价值”），并没有真正解决马克思经济学上的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也无法透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赋型和编码系统，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拜物教现象。

　　二

　　列斐伏尔在《回到马克思》一文中这种大纲式的方法论提点，在同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一书充分地展开了。虽然在这本书中，列斐伏尔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出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但他的相关思考显然有一些重要的进展，这也可以视作列斐伏尔接下去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重要方法论准备。

　　在《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一书里，列斐伏尔明确提出要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落实到对马克思第一手文本的历史性解读，这应该是列斐伏尔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样的理论任务。具体说，就是：循着历史而追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以便设法了解他的著作是怎样在这段历史中，经过复杂的曲折（péripéties multiples）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我们试图在坚持以现实作为依据的中心，恢复本真的马克思思想（restituer l'authentique pensée de Marx），而驳斥一切站不住脚的解释，虽然这些解释似乎也是为了阐明马克思的思想。(勒斐伏尔，1966年，第3页。中译文有改动）

　　我们知道，恢复l'authentique pensée de Marx（本真的马克思的思想），这是列斐伏尔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努力的方向，这种回溯式的“回到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的历史文献奉为不变的教条，而是要真实地呈现马克思的思想在那段历史中经历的péripéties multiples（复杂的曲折），而去掉那些站不住脚的诠释，恢复真正的马克思思想。在这时列斐伏尔的眼里，那种对马克思思想的“站不住脚的曲解”，主要就是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解释框架中的马克思观。他甚至坦诚地说，自己在20年前写下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虽然也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却仍然受其影响。(参见同上，第2页）那么，有哪些列斐伏尔认为需要恢复的马克思的本真性思想呢？

　　首先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立场。这与上述《回到马克思》一文中的思考聚焦点是一致的。可以说，这是列斐伏尔自30年代开始研究的马克思的哲学中，突显出来的一个新的思考构序点。我们会看到，这种哲学基本原则上的深化，将使列斐伏尔的社会批判理论构境得以极大的深化。在列斐伏尔看来，教条主义的解释框架中，似乎马克思赞成那种旧式的直观物质实在论。比如，我在路上遇到一块石头，意识到它不在我的头脑中，而在经验现实中客观存在，似乎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这种解释中，确定一个“事物”（chose），说它存在于我之外，而我的关于这个“事物”的意识反映（reflète）了这个事物。因此，在我的头脑中所有的是这个事物的黯淡无力的副本。这种唯物主义自以为是哲学唯心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然而有哪一个称得起哲学家的唯心主义者否认过某棵树木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呢？（同上，第11-12页）

　　这恐怕是对的。这正是我们过去讲哲学唯物主义时容易犯的错误。因为黑格尔和贝克莱这样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并非会在吃饭时想喝上二两“精神”帮助消化，哲学思考本身不同于直观经验常识。关键在于，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突破了旧式唯物主义的直观经验塑形，他不再从抽象的物质或直观中的对象性的chose（事物）出发，而是从主体出发的实践活动中重新观察人所面对的客观存在，这也就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突显的“实践的（praxis）意义，即人的活动的意义（因为如果不是因为有人的手将这块石头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移动它并将它放在道路上，那末这块石头就会是‘不存在的’）”(勒斐伏尔，1966年，第12页）。这个搬石头的比喻有些过于简单，马克思所讲的从主体出发的实践，更多地会是指人们的劳动生产活动，因为正是劳动者改变外部世界的客观塑形和构序活动，才使得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在重新编码中发生巨大的改变，由此创造出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基础。

　　列斐伏尔分析说，马克思正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形成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立场。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在这一时期，列斐伏尔突然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重视。列斐伏尔说，如果我们仔细去精读这一文本，就会发现“物质”（matière）一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没有出现；十分清楚，在马克思看来，“物质”是包含在实践的感性活动、生产活动之中的。至于事物（chose），或者不如说各种事物，它们是被社会地生产、剪裁和组织起来的。事物在自然界失去了它们的统一性——因为人的活动把它们拆散了，为的是要铸造它们，使它们定型——，但它们将在人的（社会的）世界中重新找到统一性。总而言之，实践是以使实践无限地发掘出来的自然或物质为前提的，而认识对自然或物质的探索则是从认识的实际基础，即从支配力（pouvoir）中获得的。马克思没有感到有给这“物质”下定义的必要。(参见勒斐伏尔，1966年，第38页）这是对的。

　　一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基础，不再是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抽象物质概念，而是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作用下的重新构序和赋型的客观世界，在这里，物质实践构序的“第一性”成了透视现成chose（物）的基础。由此，之前一切旧式的物质基始本体论都丧失了自身的合法性。这生成了一种全新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论。

　　二是作为实践对象的自然物质，生产活动改变世界的第一个方面是自然物质原有赋型方式和内在构序的失形和祛序，然后才会生成社会历史负熵中新的定型和编码的“统一性”。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是极其深刻的。他深入地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活动的首要环节并非创制，而是对象原有自然关联和自然负熵的失形和祛序。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是在19世纪50年代《伦敦笔记》的“工艺学研究”中才意识到。(参见张一兵，2022年）

　　三是人对自然的支配权力（艺能-生产力），制约着人的认识水平，这里明显带有贬义的pouvoir（权力），“不是政治权力，而是人对人以外的自然（和人本身的自然）的权力”。(勒斐伏尔，1966年，第36页）这也是一个精辟的见解。这一观点，显然同向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无形中，也会与之后福柯提出的“知识就是权力”的见解相一致。列斐伏尔由此分析说，在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中，人在他的探索和创造的实践（社会实践，pratique sociale）中认识了他所生产的事物；人对这些事物发生作用，改造这些事物；而他的认识就把实践的行动和行动的结果（产物，le produit）“反射”（réfléchit）出来。人在创造自己的人类世界，即创造自己的过程中认识了世界。这种认识的出发点是那些很快就被超越和被改造的现成的东西，即身体、需要、器官、手、基本工具（特别是制造工具的工具）、劳动。(参见同上，第35页）

　　这意味着，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哲学家直观经验塑形中的感性对象，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中，被透视为人的物质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历史性produit（产物），人的认识只是对这种被实践重新塑形和构序过的看起来“现成的东西”的积极réfléchit（反射）。这是马克思后来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基础。列斐伏尔没有意识到的方面是，马克思的这种革命实践观的背后，已经是现代性工业的创制本质，因为在自然经济与境中，人所面对的大部分对象性世界和产品都还是自然的产物，而不完全是人的实践构序活动的编码结果。

　　并且，从根本上看，没有无主体的客体，没有无客体的主体（Pas d'objet sans sujet, pas de sujet sans objet），这个命题应当根据（社会的）实践活动的意义而不是根据纯粹的意识的意义来理解。没有一种活动不是在客体中、在作品中实现的。任何一种好像本来如此、与众不同的客体都无非是活动的产物。通过生产物（les choses produites），一方面人接触了世界（le monde）和发现了世界，另一方面作为真正的人的人就实现了。(同上，第36页）

　　Pas d'objet sans sujet, pas de sujet sans objet（没有无主体的客体，没有无客体的主体），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唯心主义化的命题，所以列斐伏尔专门界划说，这一观点只能根据历史性的社会实践创造出来的我们周围的世界来理解。这个monde（世界），不是先前我们看到的“哲学的唯物主义被归结为对各个孤立事物（这块石头，这棵树等等）的论断”，即那个直观物构成的与主体无关的“万物”之和，而是由主体实践活动改变对象为生产物所构成的有主体的客体世界。这是一个深刻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列斐伏尔还专门交待说，这些新唯物主义的观点大意“采自马克思的（《神圣家族》）一书和他的其他著作，特别是（《1844年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些著作是相互阐明的”。(勒斐伏尔，1966年，第37页，注①）

　　显然，在列斐伏尔看来，《1844年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哲学方法论上是没有质的差异的。这当然是错误的判断。一方面，从历史性的客观物质实践出发的逻辑，与从本真性的非异化的劳动出发的人学逻辑当然是根本异质性的，但这种新世界观萌芽中的方法论革命，在列斐伏尔那里却是一笔理论上的糊涂帐。这也可以说明，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曾经看到的同一文本中并行出现的双重逻辑的怪事的某种理论必然性。如果说，在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存在着两种逻辑的力量博弈和消长，这种复调式的逻辑矛盾最终由《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告结束，那么在列斐伏尔这里，这种双重逻辑的交织和无意识的边界漫溢则伴随了他一生。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辨识的方面。另一方面，列斐伏尔这里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恰恰忽略和错失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而这一问题，恰恰是他自己后来所强调的社会空间关系场境本质和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的重要理论构序入口。

　　三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同样是列斐伏尔始终关注的方面。关于这一点，在上述《回到马克思》一文里，他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辩证法”入手的。而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一书中，则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方法论思考开始的。列斐伏尔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专门作过说明，明确指认了自己在《资本论》中的方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倒置”的观念辩证法的差别，并形象地说，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会将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重新“再颠倒过来”。可是，列斐伏尔引导我们说，“马克思所说的‘颠倒过来（retournement）’是什么意思呢？人们不能把方法像倒一个罐子那样的颠倒过来”。(同上，第39页）似乎，只要把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绝对观念换成物质就行了。

　　实际上，在列斐伏尔自己编译的列宁的“伯尔尼笔记”中，列宁在阅读黑格尔《逻辑学》的研讨前期，就是简单地将观念转换为物质，将上帝转换为自然，可后来他发现，这种简单的颠倒是表面化和隐性唯心主义的逻辑。(参见张一兵，2008年）结合前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观点，列斐伏尔认为，辩证法决不是一种从现成物质对象的外部的表面运动和关系进行思考的方法，研究工作只有在“物质”的生成（devenir）中可能存在着辩证的运动（mouvement dialectique），而且这种运动确已存在着的限度内，才能在“物质”的生成中发现辩证的运动。但是只有在这个“物质”发生变化（transform）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辩证的运动，因为一切生成都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认识是在形式和结构（formes et structures）的运动过程中，从而也就是从它们的方生方灭的方面掌握各种形式和结构的。(参见勒斐伏尔，1966年，第41-42页）

　　这是对的。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要在devenir（生成）和发展着的事物和现象中，发现其内部矛盾关系中的辩证运动，而不是什么从外部反映物质对象运动的客观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则上，这是深刻的观点。然而，列斐伏尔并没有发现，简单地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感性直观中“物质”（物像）的透视与《资本论》中的批判性辩证法链接起来，在更深层次上是一种表面的嫁接。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经济事物的透视，并非将其归基为物质实践（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起来的用在性（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历史性生成的抽象劳动（价值），这是双重完全不同的物相化透视。

　　列斐伏尔已经发现，如果具体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来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遭遇现成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物质”的地方，马克思总是会揭露他们“没有接触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本质的、根本的——关系（rapports）。它只满足于事物（choses），而不去揭露事物所包含和隐藏的东西”。(勒斐伏尔，1966年，第43页）

　　这是对的。因为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直观实在的物，不过是“人与人之间”劳动交换关系的现实抽象和事物化的颠倒。所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考察物与物（产品，商品，货币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批判指出了，只有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的那种活生生的和正在行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真实的关系”。(同上，第21页）这种思考，也就从经济事物的表面和外部关联，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关系和辩证运动中去了。

　　这的确是非常深入的理解了。可是列斐伏尔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从经济事物中批判性地透视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场境，其基础并不是直接的物质实践物相化活动（具体劳动的塑形和构序），而是这种劳动结果进入到商品交换中现实抽象出来的价值（抽象劳动）关系赋型了。并且，如果不认真体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个人的现实本质中的“全部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在这里也是无法科学地进入马克思这一无比复杂的思想构境层的。

　　列斐伏尔说，马克思告诉我们，“只有超越了整体的混沌表象的分析，才能达到愈益简单和愈益精微的一些概念；精细而深刻的抽象抓住了隐藏在现实中的本质（结构）。这样一来，交换价值（la valeur d'échange），这个具有神学烦琐性的概念——而且只有这个概念——才使得经济科学得以开始。”(同上，第44页）

　　这的确是马克思所指认作为经济学研究指导方法的辩证法，但这种历史辩证法的具体内容，却已经不是对一般辩证法原则的说明，而是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历史现象学的批判话语了。这里，valeur d'échange（交换价值）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神秘性东西，关键在于它的本质是商品交换中现实抽象出来的劳动价值关系，交换价值只是商品价值的外部表现形式，“假如没有从事劳动的并按一定的价格交换他们的产品的活生生的人们，也就没有人口，没有某种类型的家庭，共同体或国家，从而也就没有什么‘交换价值’”(同上）。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科学分析的开始。依我的观点，这种批判性分析更多的是历史现象学透视中的批判认识论。

　　四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拜物教与异化批判。我们知道，这也是列斐伏尔自30年代以来一直反复强调的方面。列斐伏尔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具有历史内容和（社会的）实践内容的概念的哲学”。(同上，第50页）

　　可以看到，列斐伏尔这里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直接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批判相关联。其实，这只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这与后来列斐伏尔在1968年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接受，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并且，这种列斐伏尔突显的批判性的话语，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拜物教和异化的批判上。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所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就是对经济拜物教的批判。这种观点的理论缘起，是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青年卢卡奇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卢卡奇，第307页]）列斐伏尔说，“如果我们把商品价值（la valeur des marchandises），也就是商品本身，当作一种存在于人们之外的客观现实，我们就会陷入拜物教（fétichisme）。但是交换价值具有某种现实性（réalité）；交换价值体现了活生生的人们之间的不依赖于——或者不再依赖于——他们的意志和意识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人们而言是外在化了的并从外面压迫着人们。”(勒斐伏尔，1966年，第44-45页）

　　这是说，在人们遭遇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时，往往直观到商品、货币和资本这样一些“存在于人们之外的客观现实”，可是人们并不知道，这些看起来实在的东西，不过是交换价值事物化颠倒的结果，作为一种历史性发生的现实性的经济关系赋型，它以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物性在场已经是对劳动交换关系的遮蔽，当人们疯狂地追逐金钱和财富时，这就是经济拜物教话语的历史发生。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视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深刻的重要判断。但是他没有意识到，马克思这种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经济拜物教现象的批判，并非贯穿整个历史的现象，这也意味着，他所指认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属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而将马克思的这种批判观念所针对的经济力量决定社会生活的观点扩展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则是从第二国际开始的经济决定论误认。

　　列斐伏尔正确地反对了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却无法科学地界划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边界。

　　可以看到，关于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的历史发生，列斐伏尔在此有着一个深刻的历史性分析。在他看来，正是在资产阶级特有的商品-市场经济运动进程里，“在交换中，产品脱离了生产者而具有一种它所固有的、现实的、同时又是抽象的生命。商品的这种固有的生命在货币和资本的固有的生命中发展起来了。这是一些社会客体（objets sociaux）；它们不具有超乎人之外的现实性；虽然如此，它们却压在人们的头上；它们拥有一种回头反对活生生的人们（主要是对那些从事劳动进行生产的人们）的力量（pouvoir），而这种力量却正是人们在征服物质的自然界时所获得的。这些社会客体的抽象（abstraction）被物神化（fétichisé）了”。(同上，第46页。中译文有改动）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人们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劳动生产的构序和支配力量，二是这种劳动构序力量创造出来的产品，在特定的资产阶级商品交换中却现实抽象并颠倒式地生成货币和资本这样一些objets sociaux（社会客体），这些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现在却“拥有一种回头反对活生生的人们的力量”，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物神化且生成了经济拜物教话语。

　　在这段重要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列斐伏尔的新观点是突出强调了经济交换过程中出现的abstraction（抽象）。在早期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他曾经提及过实践的现实抽象问题。他说，“抽象有许多类型或形式：纯形式的抽象，片面的抽象，采取物神形式的现实的抽象（l'abstraction réelle du fétiche）和拜物教幻象（illusoire du fétichisme）的抽象，有科学根据的概念的抽象。这是真正的马克思思想中最困难和最不易认识的要点之一”。(同上）

　　这是对的。重要的是，除去通常的观念抽象，列斐伏尔在此正确区分了存在于马克思思想中的两种不同的抽象：经济关系中出现的l'abstraction réelle du fétiche（物神形式的现实抽象）和illusoire du fétichisme（拜物教幻象）的抽象。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思考点。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指认的这种发生在商品交换中的l'abstraction réelle（现实抽象）的基础，是客观发生在资产阶级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分工之中，亚当·斯密从社会的一般职能所必需的各种个别的和专业的劳动出发，通过抽象（absttaction），得出了社会劳动（travail social）的概念。这个抽象概念有一种完全具体的客观内容：社会第一次把自己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从表面上看来很简单的这个概念，概括出、提炼出经济与社会现象的一个复杂体，或更正确地说：一个总体（totalité）。各种现实的具体劳动被吸收在社会劳动这个抽象概念之中而消失了。(参见勒斐伏尔，1966年，第48页）

　　依列斐伏尔的分析，商品交换中发生的现实抽象的基础，实际上是斯密指认的劳动分工之上生成的travail social（社会劳动），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总体性的客观基础，其中，劳动者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具体劳动已经被抽象地遮蔽起来。这正是后面商品流通领域中劳动交换关系现实抽象发生的前提。

　　列斐伏尔在此并没有仔细地区分出现在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两种不同的现实抽象：一是接受斯密-黑格尔那种基于劳动分工条件下，社会一般劳动的现实抽象；二是商品交换过程中出现的抽象劳动转换为价值关系的现实抽象。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系统研究马克思的现实抽象问题的是索恩-雷特尔。但他聚焦的是马克思这里的第二种现实抽象。他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Zur Epistemologie der abendlndischen Geschichte）[此书1970年版的书名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社会综合的理论》（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一书中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索恩-雷特尔自认为是“现象学式地”深入思考了西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这个商品-市场经济王国的社会存在特性：在抽象劳动的基础上，正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核心所建构起来的抽象形式化的复杂经济机制，生成了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看起来在人的经验之外的自发整合（integration）运动和调节的先验社会综合功能。而他想刻意去做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捕捉到在康德先天观念综合结构自运行中被遮蔽起来的交换关系现实抽象的痕迹，以还原抽象劳动-现实抽象与观念抽象的初始塑形关联。

　　五

　　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异化现象。这是长久以来列斐伏尔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批判话语，他从来没有放弃这一重要的理论武器。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把他们的批判指向一切来自外部而压迫和窒息人类生活的东西，如宗教、道德、法律和政治学说，各种观念和制度等等。他们描述、分析和揭露过去发生过、现在发生着以及将来还可能发生的人的存在的各种异化”。(勒斐伏尔，1966年，第6页）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批判话语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异化批判。

　　这有一定道理。在列斐伏尔看来，异化批判并非一种简单地挪移自古典哲学（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观念性证伪逻辑，而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客观自反性运动的反映。列斐伏尔分析说，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的物质生产构序活动创造了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然而，这些活动在“产品”（produits）中并通过产品而得到实现，同时又消失在产品中。“产品以活动为前提，它体现活动，包含活动，又把活动隐藏着。对象和作品一经生产，就开始过着一种特有的、自主的（autonome）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生活是虚构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现实的。对象和作品从创造性的活动中借取了生命和力量，但它们又把这种力量转而与那种活动相对抗。拜物教和异化（Fétichisme et aliénation）是同人的活动的实现相伴随的。”(勒斐伏尔，1966年，第50页）

　　显而易见，这是列斐伏尔试图将异化内嵌到前述实践唯物主义社会存在论中去的努力。在列斐伏尔这里，生产劳动塑形和构序出产品的同时，就已经包含着某种与自身的分离，当被生产出来的产品和作品获得自身的自主存在时，它们则会畸变为反向支配人的主体活动的现象，这也就是与拜物教一同发生的异化关系。

　　实际上，马克思从来没有讨论过这种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异化概念，列斐伏尔的这种对异化概念的阐释，倒是更接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列斐伏尔认为，“拜物教和异化——马克思所接受并加以深化的两个哲学概念——扩张到全部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之中了”。(同上，第51页）

　　可遗憾的是，列斐伏尔并没有在这里仔细地分析马克思如何将异化批判“扩张”到社会现实之中，他只是十分原则性地说，马克思发现了，“社会劳动——它的概念表述了资产阶级社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仍然是被异化了的（aliéné）社会劳动（因为社会地劳动着和生产着的人们“被剥夺”了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这正是被“私人的”所有制所剥夺的。马克思发现，需要（le besoin）是一种被剥夺的、不满足的、被破坏了的需要，总而言之，是异化了的需要；他发现了，个人是没有被实现的，是异化了的。而且正因为这样，他在揭露否定面的同时，就深化了概念的客观性”(同上，第56-57页）。

　　显然，列斐伏尔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早期接受的异化批判构式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科学重建，在这里，他刻意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一种新的需要异化论链接起来。我们看到，列斐伏尔只是说，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我们所知道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异化正在衰退和消灭”。(同上，第30页）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所指认和批判的宏大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发生的异化现象正在弱化和消失，那么，异化批判则会向列斐伏尔所提出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异化方面转换，不过这一次日常生活批判的基础已经获得了一种需要存在论的支撑。

　　列斐伏尔这一次“回到马克思”的思想实验活动，的确取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理论进展，这使得他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大大加深了一步。这自然也为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批判》的思想逻辑构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不过，他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已经放弃的抽象人本主义话语。

　　（作者简介：张一兵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教育部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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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