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abstraktion/abstraction）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抽象”概念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

　　第一，作为本体论的“抽象”。“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有学者把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概括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的诊断具有核心和全局意义”，这段话被视为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理论宣言，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物质关系层面的抽象统治，这是本体论层面的肯认，当前国内学界在探讨“物化”“事物化”等现象时，主要是从“物质关系”层面展开，商品、货币、资本成为抽象物，反过来统治人，这种抽象统治是实体性和功能性的；二是抽象的“观念统治”，“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这种抽象的“观念统治”就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构成当前学界在进行拜物教批判时的主导逻辑。马克思实际上区分了这两个层面的“抽象”，卢卡奇则进一步把它界定为物化和物化意识形态的关系，但当前学界在进行三大拜物教的批判时，经常把这两层含义杂糅在一起。

　　第二，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抽象”。“抽象力”就是典型的抽象方法，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到底采用了什么研究方法，这是《资本论》第1卷发表之后所引起的争论，有人指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也有人指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对此，马克思的回复很简明，即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辩证统一，“从具体到抽象”，这是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俗称“第一条道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马克思的叙述方法，俗称“第二条道路”，只有把这两条道路综合起来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然而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专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其表述却容易引起歧义，马克思只把“第二条道路”视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就造成了解读上的困难，导致国内学界在解读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出现两种路径：一是哲学式解读，强调“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才是“真正科学的”；二是政治经济学式解读，强调“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充分肯定《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严格实在论”的，属于经验抽象。这两种解读路径有很大差别，但也有一个共性，即都肯定“抽象”构成了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方法。 

　　“抽象统治”需要用“抽象方法”来揭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阐明，只有把两条道路融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马克思用“现实抽象”方法完成了对于传统“经验抽象”和 “观念抽象”的双重颠倒，但当前学界对于马克思“现实抽象”方法的探讨，更多的只是把它与黑格尔的思维抽象区分开（或联系起来），并没有凸显这种叙述方法的层次性和主导逻辑的更迭，更不能通过这种叙述方法的逐步展开来揭示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的层层迷雾。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使用了“一般劳动”“一般智力”“一般智能”的进阶式论述，本文从这种“一般”理论的逐层展开来理解马克思的“现实抽象”方法，并采用“进阶逻辑”的表述，将上述三个概念理解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不同阶段，进而揭示马克思的“现实抽象”方法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客观的，实现了主导逻辑的更迭。

　　“一般”（allgemeinen/allgemeine）也被译为“普遍”或“通用”，是共性的标识，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通常被译为“一般”，这种翻译方式是有独特意蕴的。当马克思使用“一般”概念时，也就意味着它完成了与“现实的人”的疏离，其本质乃是一种“现实抽象”，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于黑格尔的思辨抽象，在叙述方法上也迥异于“17世纪经济学家们”的经验抽象。

　　（一）“生产一般”和“劳动一般”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对于我们探讨“生产一般”和“劳动一般”概念具有秉要执本的作用。《导言》关于“生产一般”和“劳动一般”的探讨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第 一，把一般性的“物质生产”作为出发点范畴。《资本论》是把商品作为出发点范畴，然后才是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逐次展开，但《导言》的出发点范畴却是一般性的“物质生产”，“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就不同于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叙述方法，他们把“单个的人”作为出发点范畴。第二，研究本题的确认。“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在这种本题之上，我们要抽象出一切时代在生产层面的共同规定，即“生产一般”，马克思把这种方法定义为“合理的抽象”，我们把这种“生产一般”称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它适用于人类一切时代。第三，马克思提出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一般”和“劳动总体”，但并不是要抹杀每种具体生产的质性差别，而是让具体质性保存在总体中，“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马克思随后用“一般”“特殊”“个别”三个概念以示区分，巴师夏和凯里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因为他们只重视总体性而忽视了每种具体生产的质性差别。第四，《导言》的主要目的。一般的经济学著作在其“总论”部分都会论述“生产的一般条件”，但这种一般性的论述极易产生一种结果，“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马克思也在《导言》中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的关系，但其结论却不同：“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马克思的主导思路很明确，即资产阶级关系并非一种“自然规律”，马克思要在一般性的论述中找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质性差别，要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一般”中找到研究的本题。第五，“两条道路说”。马克思在其表述中明确反对17世纪经济学家们的经验抽象方法，认为只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无论是《资本论》中 的“商品”范畴，还是《导言》中的“物质生产”范畴，它们都是一般性的抽象范畴，同时，马克思也在其叙述方法中明确反对了黑格尔思辨式的叙述方法，“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第六，“劳动一般”为什么能够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范畴。马克思肯定了斯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巨大贡献，即在各种劳动形态中抽象出了“劳动一般”范畴，正是这个概念才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起点”，它扬弃了一切具体规定性，但马克思提出：“劳动一般……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这又重新回到了马克思的本题，与斯密不同，马克思关于“产品一般”“生产一般”“劳动一般”的论述，其重心并不在于抽象人类学意义上的，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一般性”，这种“一般性”才是“真实的东西”。

　　（二）“一般劳动”的双重含义

　　通过对《导言》中“一般劳动”和相关主题的梳理，我们可以明确提炼出“一般劳动”的双重含义，即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一般劳动”，马克思的侧重点是后者，我们也可以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叙述逻辑，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为了使用价值而生产”和“为了交换价值而生产”。

　　第一，“为了使用价值而生产”构成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劳动”。当斯密把一切劳动的具体性都给抽象掉后，就只剩下“抽象一般性”，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这种进步，称之为“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了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种“三要素”可以存在于人类的一切时代，“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为了使用价值而生产”的 “活劳动”形式，这种劳动构成了“一般性”的人类劳动，具有人类学意义，但这种意义上的“抽象”并不是马克思要探讨的重点。

　　第二，“为了交换价值而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劳动”。“为了交换价值而生产”是 “现代资产阶级生产”的代名词，它才构成马克思“现实抽象”的研究本题。马克思在考察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劳动过程时，也是对于“价值增殖过程”的考察，“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当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被交换价值作为目的来进行规定时，具体劳动也就同时成为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也就转化为社会劳动，抽象劳动和社会劳动才是马克思“现实抽象”方法的分析焦点。正如马克思所言：“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显然，人们在交换行为中所形成的现实抽象，并非思维抽象的结果，这一点也被索恩-雷特尔、阿多诺、齐泽克等国外左翼学者所借鉴，用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哲学思辨和思维抽象。

　　交换抽象作为一种“现实抽象”，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从目的和结果层面而言，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这只能是具体描述和抽象人类学意义上的肯定，它也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而只有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为了使用价值而生产”才让位于“为了交换价值而生产”。当我们生产的重要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进行交换时，交换目的就构成了对于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的“现实抽象”。当我们的交换目的没有达成，商品没有完成向货币“惊险的跳跃”时，那么摔坏的就不仅仅是商品占有者，还有商品的使用价值和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二是当马克思肯定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时，具体劳动同时就成为一种抽象劳动，其抽象性就体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具体劳动进行“现实抽象”的度量标准，显然，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并非思维抽象的逻辑结果，而是生产行为的“无意识”结果。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这段话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一一次使用“一般智力”概念，但其出场却为我们进一步厘清马克思的“现实抽象”方法提供了有益镜鉴。

　　（一）一般智力：“现实抽象”的进阶理解

　　当马克思肯定“一般劳动”是一种“合理的抽象”，并把它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时，那么按照其叙述方法，“一般劳动”之后的范畴将会越来越具体（思维中的具体）。具体劳动被商品的交换价值所规定，同时成为一种抽象劳动，其抽象性可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度量，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是可视化的，它还取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因此这种“现实抽象”并不十分具体，尤其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脑力劳动等“非物质劳动”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是否仍然能够适用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度量标准，在学界产生了很大争议。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使用的“一般智力”概念，为我们理解“现实抽象”提供了新的思路。从其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把“一般智力”理解为“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中的“一般社会知识”，“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这种表述也被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所发挥，用来诠释后福特时代劳动方式的转变，即“物质生产劳动”向“非物质劳动”的转变，他们对于“一般智力”概念的解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的批判，他们认为马克思把“一般智力”理解为一种“客观的知识能力”，“马克思把‘一般智力’设想为一种科学客观化能力，设想为一种机器系统”。这里的“客观”并非主体间性的科学知识，而是像“浇铸进钢铁里”的对象化知识，这种观点就是把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等同于固定资本和机器体系，“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固定资本是可以直接用货币来度量的，而不需要经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中介，这就形成了更加具体的“现实抽象”。

　　具体劳动要同时成为“一般性”的抽象劳动，必须经过交换价值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中介，但这种中介其实是一种总体性的抽象，无法可视化。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化统计也并不能完全脱离劳动者本身，劳动价值论仍然要奠基于工人的活劳动时间，因此，“一般劳动”中“一般性”仍然以劳动的主体性为根基。当我们进一步把“一般智力”直接等同于固定资本时，“一般性”的重心开始转向客体性，它不需要经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中介，固定资本可以直接用货币来度量，这种度量同时也是对于“一般智力”和“社会知识”的度量，它是可视化的。正如保罗·维尔诺所言：“社会知识并不等同于各种具体劳动；相反，它们本身就是‘直接的生产力’。它们不是度量单位；它们构成了不同操作可能性的不可估量的前提。”当我们不是立足于各种具体劳动的质性差别和社会必要劳动，而是从其对象化结果（固定资本）来衡量时，则是一种“现实抽象”和“客观抽象”它作为一种客体性和可量化的“一般性”，能完全脱离劳动者的活劳动而存在，维尔诺称之为“更加绝对的现实抽象的概念”，“一般智力是精神的抽象直接在它们本身的现实抽象阶段”。 

　　（二）一般智力是否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

　　针对马克思把一般智力理解为对象化在机器和固定资本中的“客观科学知识”，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反而更加强调没有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中的科学知识，他们称之为“公共智力”（public intellect）或“智力一般”（intellect in general），“根据从亚里士多德到汉娜·阿伦特的悠久传统，思维是一种没有外部表现的孤独活动。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与这一传统相悖：当谈到一般智力时，我们指的是公共智力”。“公共智力”的突出特征在于“内在性”（非外部表现），它是一种“潜能” （potential），“工作潜能，恰像是可以买卖的又一件商品，是劳动尚未客观化，也是‘如同主观性的劳动’”。这是对于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中的“一般智力”概念（客体维度）的反对，更加强调一般性活劳动的主体维度，“一方面，只有当一般智力与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的联系被解除时，它才能作为一个自主的公共领域而存在。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覆在今天只能通过在国家之外建立一个公共领域和一个以一般智力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来体现”。这种“公共智力”被维尔诺视为一种“新的民主形式”。

　　对上述观点进行总结，其结论就是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力图用“非对象性的公共智力”来反对马克思“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中的一般智力”，其本质乃是用“非对象性的脑力劳动活劳动”来反对“已经对象化了的脑力劳动活劳动（死劳动）”，但这种观点其实是对马克思观点的“肢解”。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已经从逻辑层面区分了“科学”和“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后者就是指各种机器，质言之，当我们把一般智力理解为对象化在固定资本和机器体系中的科学知识时，这仅仅只是“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明显忽视了科学知识中还有很多并没有转化为现实应用的部分，这种意义上的一般社会知识和一般智力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

　　有学者提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智力往往与劳动直接结合在一起；这种分离过程始于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发展于工场手工业，最终完成于机器大工业。”这种观点认为一般智力也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但这种观点需要进一步厘清和界分。按照马克思的叙述逻辑来看，一般智力只有在“非对象性”的维度上才存在于前资本主义中，就像科学也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没有转化为现实应用的科学知识也是“一般社会知识”，可以适用于人类一切时代。但这种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适用性并不构成马克思探讨的重点，就像探讨“为了使用价值而生产”的“一般劳动”一样，它是“合理的抽象”，但并非“科学的抽象”，真正“科学的抽象”必须回到更加具体的层面，我们对于一般智力的探讨也必须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来思考，这才是马克思要探究的本题。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概念的使用，主要是针对机器大工业和自动机器体系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这种语境之下，我们才能科学把握“现实抽象”方法的进阶逻辑，它不是在“一般劳动”的基础之上越来越抽象，而是越来越具体，是具体到固定资本的度量上。“一般智力”的现实抽象性就在于它的“一般性”已经完成了与劳动者的彻底分离；相反，若像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那样完全走向一般智力的主体向度，那么将会越来越偏离马克思的叙述方法和“现实抽象”的客体逻辑。

　　按照马克思的叙述逻辑来看，“general intellect”还可改译成“一般智能”，这原本只是一个翻译问题，但改译之后却为我们理解数字化时代劳动方式的改变和理解马克思的“现实抽象”方法提供了重要启示。“一般智能”表征着马克思“现实抽象”方法的“高阶”逻辑，但这里的“高阶”不是越来越抽象，而是越来越具体，马克思称之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一）一般智能的改译

　　“general intellect”有时也被译为“普遍智能”，如有学者在翻译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一书时，就将“general intellect”译为“普遍智能”，将“mass intellect”译为“大众智能”，但结合维尔诺的主导思路来看，这种翻译其实是一种错译，极容易造成误解。以维尔诺和奈格里为代表的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阐释的重心并不是技术智能化和生产资料层面的改变，而是通过对于马克思“一般智力”的改造，力图重拾“活劳动的潜能”和“诸众的联合”，这一点是不同于左翼加速主义的。因此，当我们在翻译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所使用的“general intellect”时，依然可以保留“一般智力”的译法，因为他们所强调的“general intellect”侧重于“智力”维度（而非“智能”），这种意义上的“智力”（intellect）与“直接劳动”紧密相关，但却与劳动资料的演变无关。

　　马克思曾经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质言之，我们的“直接劳动”到底是体力劳动（物质生产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非物质劳动），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而言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但劳动资料的演变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从劳动资料角度来审视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可以看出其主导逻辑是不同于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主体主义进路的。“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自动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在自动机器体系成为新的劳动资料之后，“直接劳动”将被降格为“看管机器”和“有意识的肢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general intellect”改译为“一般智能”，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能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能得到改造。但必须澄清的是，这种改译并不是要取代原有的“一般智力”，而是一种双重翻译，就像马克思的“aufheben”有时被译为“废除/抛弃”，有时也被译为“扬弃”一样。一方面，“general intellect”仍然包含着“一般智力”维度，可以用来凸显科学知识和脑力劳动的重要性，因此当我们在翻译马克思和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的“general intellect”概念时，仍然可以保留原有的翻译方法；但另一方面，“一般智能”的改译，更加凸显了劳动资料的崭新变革，即自动机器体系和智能机器成为新的劳动资料。

　　马克思在使用“general intellect”概念时，与之紧密相关的还有“智能器官”（organes intellectuels/ intellectuellen organen）概念，“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这种观点其实来源于“机器论片段”开头所引用的尤尔的《工厂哲学》（法文版），但中文版在翻译时却把法文“organes intellectuels”译为“有自我意识的器官”，这应当是一种意译，从其总体内核来看，“intellect”“intellectuels”“intellectuellen”三个概念并无本质区别，既然我们能把“intellectuellen”译成“智能”，那么“intellect”也可以译成“智能”，而且这种改译会带来主导逻辑和理解方式的转变。

　　（二）一般智能的逻辑嬗变

　　从“一般劳动”到“一般智力”再到“一般智能”，这种进阶逻辑其实是对于马克思叙述方法和“现实抽象”方法的复构。“一般劳动”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它能够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但这种“一般性”是双重意义上的，即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一般”，后者是马克思研究的本题。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一般劳动”作为一种“抽象劳动”，仍然是“稀薄”的概念，它需要经过交换价值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中介，这里的“一般”并没有完成与劳动者的分离，它仍然是以主体性逻辑为根基。“一般智力”则在“一般劳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它包含“已经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中的一般智力”和“尚未对象化在固定资本的一般智力”，前者更加具体化和可视化，可以跳过劳动时间的中介，直接用货币来度量，其根基是一种客体性逻辑；后者则被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所发挥，转向了一种“纯粹潜能”的主体性维度，因此“一般智力”是客体性逻辑和主体性逻辑的深度交织。“一般智能”的改译，则主要是客体性逻辑优先，它所指涉的重心已经转向智能机器和自动机器生产，它们已经完成了对于“直接劳动”的替代，甚至会造成商品价值规律的崩溃。在这种逻辑中，智能机器和自动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已经裂变为新的“一般”，完全跃出了“活劳动”的视野，实现了与劳动者直接劳动的彻底分离，尤其是当自动机器实行智能生产并促进资本的自行增殖时，它们就成为全新的“物神”和“抽象统治”，这种“抽 象”不再是主体和思辨性的，而是更加现实和具体化的“抽象”。

　　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依赖于对于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反向解读，识别出一个“不一样的马克思”。在他们的理解中，《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应当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点（而非《资本论》），而“机器论片段”中关于“一般智力”的描述又构成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理论最高点，这种观点看似新颖，但却割裂了《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有机联系，也逐渐背离了马克思的叙述方法和“现实抽象”方法。马克思关于“一般”的叙述方法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客观的，但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的叙述方法却是越来越“稀薄”、越来越主观。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构境中，“现实抽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完成了对于传统思维抽象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经验抽象的双重超越，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

　　其一，马克思的“现实抽象”方法具有层次性，更加符合“历史科学”的理论性质。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观念抽象”和“现实抽象”之间进行比较，并没有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中思考“现实抽象”方法的逐层展开。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有很多关于“一般性”的论述， 如“一般产品”“一般生产”“一般劳动”“一般智力”“一般智能”等，对这些“一般性”进行逻辑梳理，将有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识别马克思“现实抽象”方法的革命性，更加科学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理论性质，并增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力。

　　其二，有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现实抽象”方法之所以是“现实”的，就在于它更加客观地从劳动资料层面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工人的“手艺”和“直接劳动”对于整个生产过程还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尤其是进入“一般智能”时代，各种智能机器“自行”生产，它将会把工人的“直接劳动”和“活劳动”贬低为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这种生产方式的变迁，明显是侧重于生产过程的客体性逻辑，当我们把这种客体性逻辑科学揭示出来之后，才会更加贴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精神。

　　其三，有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识别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抽象统治”。进入数字化时代，由互联网用户所生成的数据理解为“数据一般”，其现实体现就是各种各样的数据模型，它已经远离了“现实的个人”，构成了平台型企业对于互联网用户进行精准推荐的“暗箱”，这种“一般性”的“暗箱”就构成了马克思“现实抽象”方法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时代化，从而也把本体论层面的“抽象”和方法论层面的“抽象”有机融合在一起了。

　　（作者简介：李弦，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研究”（项目号：22&ZD00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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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