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国服热”、“祭祖热”说起

　　近些年来，在提倡弘扬传统文化的潮流中，不断有新的主张和举措出现，如改公元纪年为黄帝纪年、兴建仿古式私塾、地名复古、看皇历等等。今年似乎更加热闹。4月间，一份有关“将汉服定为国服热”，“奥运会上，中国的汉族运动员应着汉服入场”的倡议书在网上出现，20多家网站转载，众多网友响应，更有数十名大学教授及文化学者联署。此事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提倡者说“这能体现民族精神，体现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觉”；反对者则认为“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复古表演秀’”。

　　几个月来，“祭祖热”越来越升温，如山西洪洞县举办大槐树祭祖大典、陕西黄陵举办公祭黄帝典礼，而河南新郑也举行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湖北竹山县举办了女娲公祭大典；早几日，甘肃秦安县举行过第二届公祭人文始祖女娲大典；河北涉县、山西长治等地也都曾举办过祭祀女娲的活动，而陕西西安市临潼区的专家则声称骊山是女娲文化最早的发祥地，公布了12幅女娲雕塑的设计图，难怪有人感叹“补天女娲，遍地‘开花’”！在这股“公祭”热中，显而易见的是对这些“人文始祖”、“圣贤”的争夺，不仅女娲遍地“开花”，伏羲也是多地抢着上，甘肃天水市要公祭，河北的新乐市和河南的淮阳县也举行祭祀，都号称自己是伏羲的故乡。至于诸葛亮，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为其故里，举办诞辰祭祀；陕西治中市以武侯墓所在地，举行逝世公祭大典；湖北襄樊市则因其在此地出山而举办大型出山庆典。在“祭祖热”中，互相攀比之风炽盛，排场越来越大，耗费也越来越多。如浙江绍兴市为祭大禹，近年来累计投资2亿元，新建了祭禹广场、水上祭台、守陵村和夏禹文化园等；而典礼则采用中国古代最高礼祭形式，分为献贡品、鸣铳、击鼓、撞钟、奏乐、献酒、恭读祭文、行礼等12项议程。有些地方的祭典，也是穿古服、行古礼，有的专家也如是提倡，一派古色古香的气氛，令人恍如隔世。“祭祖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意味着中国人向传统文化的回归；反对者则认为这是在复古，是将传统文化的传承庸俗化，过度商业化。

　　不论“国服热”还是“祭祖”，我都赞成后一种意见。这种种主张和举措，说白了，就如有的专家指出的，是“复古表演秀”，真正的意图在于吸引旅游、招商引资，也在为自己扬名、创“政绩”。这样做既不利于民族团结，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没有好处，且不说耗费了大量资财。

　　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什么都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很重视？“敬天法祖”，重视祭祀，能不能不加批判地都来弘扬，就值得斟酌。民国年间，类此复古之事并不少见。人们所熟知的是，袁世凯任民国总统时，为了进行专制独裁统治，复辟帝制，大搞尊孔复古。1914年，袁世凯发布祭天告令，说祭天是“古训”、“古义”，牵强附会地把“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说成是“尤与民主精神隐然翕合”，并指责“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的人是不懂“根本”，忘了“上帝”。是年冬至，袁世凯举行祀天大典。从新华门到天坛必经的路上，黄土铺了地面。袁世凯乘汽车到天坛门外，换乘四角垂着络缨的双套马朱金轿车，至昭亨门外又改坐竹椅显轿，到天坛下轿，走石阶而上。典礼开始，袁世凯头戴爵弁，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着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屈膝下跪，叩首礼拜，演了一出复辟活动的丑剧。袁世凯穿古服，行古礼，做得很到位，很符合传统文化。但是人们并不认同，而是唾弃，传为笑柄，因为那是为复辟帝制的需要，是历史的倒退。

　　至于办仿古式的私塾，是不是弘扬传统文化就必须这样，也值得斟酌。一些对儒学有研究、很钟爱的专家，非常热心于此。但是，一些儿童教育工作者却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一位关注儿童民间文化课程的学者就认为，“不要一想到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就想到读经”，传统民间文化中如儿歌、童谣等等也有精华，“如果把优秀的民间文化放下，一味在形式上去仿古，搞一些形式化的开私塾、穿古装、背古文，这样不仅得不到孩子们的喜爱，而且也不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他的意见是亲身实践的感受和体会，是有道理的，值得关注。

　　二、关于儒学文化

　　上述的提倡“国服热”、“祭祖热”、开办仿古私塾等等，概括地说是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而其核心是如何对待儒学文化。所谓要回归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回归儒学文化。有一种意见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向世人展示了孔子儒学的生命力。“四小龙”都是深受孔子儒学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突然间崛起，世人瞩目。有人就此提出为什么那些没有批判孔子儒学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中国大陆猛批孔子儒学，经济却跌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大陆不批孔子儒学了，经济有了明显好转，渐渐地出现了和平崛起的新气象。这种论说，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发展，归之于是否批判孔子儒学，这是一种文化史观，或叫文化决定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社会的发展是基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这里不打算从理论上来阐述，只从历史本身来加以说明。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然而，每一王朝都有兴衰，都逃避不了那个“周期率”。清代虽有“康乾盛世”，但自乾隆后期即走向衰落。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而割地赔款，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清政府是崇奉儒学的，以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从未批判过儒学。如果说“康乾盛世”是因为清政府崇奉儒学的结果，那么嘉道衰落以至败于英国，儒学又起什么作用呢？这在道理上难以圆其说。

　　至于说东亚“四小龙”都是深受孔子儒学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它们没有批判孔子儒学，所以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是靠不住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论说曾流行过一阵子，有人还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曾在《人民日报》（1989年11月21日）发表《见说》四首诗，诗前小序说：“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据说得力于奉行孔学。几年前即闻此议论，近日主张者尤多。北京孔子讨论会的论文即有持此说的。到底是孔学可以指导现代化，还是要把现代生活拉回到孔学思想里面去，没有本领参加讨论，打油诗数首存疑。”其第四首是：“一钱一果互相争，现代微言未许轻。泰斗为文呼祸本，青天传语又时行。新儒有道推君子，老店无缘拜圣人。我自沙滩楼下过，可怜德赛两先生。”到了1997年，现实对刘大年的“存疑”作了回答。当年亚洲发生了金融风波，经济出现危机，这些“小龙”都程度不同地遇到了麻烦。于是西方的一些媒体就大肆宣传孔子儒学失灵了。如果孔子儒学真的可以指导现代化，以其“无边威力”，是不会失灵而使这些“小龙”遭受危机的。后来危机过去了，但没有见到谁说是由孔子儒学来化解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内外交困，面临统治危机。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为了维护统治，挽救危机，兴办了洋务，其指导思想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就是儒学，尤其是儒学的三纲五伦，这是根本。但仅靠儒学难以应对内忧外患，维护统治，还必须以“西学”为用，也就是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兴办近代军用、民用企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封疆大吏，都是崇尚儒学的，但他们不像倭仁等守旧派那样愚顽，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洋务官僚们心中有数，要“求强”、“求富”，仅靠孔子儒学解决不了问题，既要固守封建纲常伦纪这个根本，又要学习西方兴办洋务。

　　有论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很反感，因为它批判了孔子儒学，于是将它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评法批儒”联系在一起，等同看待，混为一谈。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批评孔子儒学并不是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清末就已经出现了。1898年戊戌变法前，张之洞出版了《劝学篇》一书，反对维新派提倡的民权、自由、平等，维护封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宣扬“三纲”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疑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1]维新派谭嗣同、严复等人都尖锐地批评三纲的危害。如何启、胡礼垣针对《劝学篇》指出，“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君可以无罪而杀其臣”，“父可以无罪而杀其子”，“夫可以无罪而杀其妇”，“由是官可以无罪而杀民，兄可以无罪而杀其弟，长可以无罪而杀幼，勇威怯，众暴寡，贵凌贱，富欺贫，莫不从三纲之说而推，是化中国为蛮貊者，三纲之说也”[2]。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也对孔子儒学提出批评。刘师培认为，“孔子之学，仅列周季学派之一耳”，不能称他是“至圣先师”。[3]章太炎则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4]署名凡人的文章指出：“吾国学有渊源，非止孔孟一支，平其心，静其气，无所重轻，兼采众说，以求公理，则虽余固未能谓孔、孟无可取也。惟强余以为至圣，沮人生之自由，禁学术之发达，再为第二汉武，定于一尊，则余不忍泯此良心也。”[5]陈君衍写了《法古》一文，更明确反对尊孔，“因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很有益于君的。所以这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叫百姓尊敬他，称他为至圣，使百姓不敢一点儿不尊敬他，又立了诽谤圣人的刑法，使百姓不敢说他不好”。“总而言之，孔子虽好，必不能合现在的时候了。我但望吾同胞做现在革命的圣贤，不要做那忠君法古的圣贤”。[6]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子儒学，是针对袁世凯等人大搞尊孔复古逆流的现实，也是对戊戌维新派、辛亥革命派批评孔子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与之一脉相承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编人宪法，指出孔子之道“不合于现代社会之生活”；批评被封建统治者捧起来的对孔子的偶像崇拜、盲从迷信；批判封建纲常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也没有完全否定孔子儒学。有些人往往抓住“打倒孔家店”这句话，或者个别新文化倡导者的某些偏激言论，不去弄清究竟，不加分析地断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中断了传统文化，贻误了中国，甚至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民主的伟大贡献也一起予以抹煞。其实，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不抹煞孔子儒学。陈独秀明确说，“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7]孔学是“当时社会之名产”，“使其于当时社会无价值，当然不能发生且流传至于今日”。[8]他承认孔学有优点，“尚平实近乎情理”，不是“一无可取”。李大钊也认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他还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9]他们批判儒学中的糟粕，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倒退，说因为他们批判了孔子儒学，使中国经济发展不了，岂不冤枉？

　　尊孔、崇儒、读经是不是就能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国近代历史可为见证。民国初年，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逆流，发布《尊孔祀孔令》，在《特定教育纲要》中以“尊孔尚孟”为教育宗旨，规定小学读《孟子》、《论语》，将已被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废止的小学读经科又恢复起来。袁世凯推选尊孔读经与其复辟帝制分不开，如陈独秀所指出：“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10]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北洋军阀政府依然推行尊孔读经，各地军阀也很热衷于此。然而，中国社会却陷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境地。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11]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后，在沦陷区推行所谓“尊孔祭孔”、“振兴儒教”的“文化工作指导原则”。在华北，日本侵略者利用其控制的伪组织“新民会”，宣扬所谓“以孔子学说思想为主旨”的“新民主义”。在中小学规定读经课程。当时自华北沦陷区逃出的文化人对日伪这种教育甚感忧虑：“现在中学和小学利用日文和读经来麻醉青年。初级小学念《孝经》，初中读《诗经》，高中读《孟子》”。[12]日本侵略者没有批判孔子儒学，而是利用孔子儒学来对中国人尤其是青年进行奴化教育，显然这不是要使中国社会得发展，而是进行殖民统治。

　　论者认为，中国大陆因猛烈批判孔子儒学，经济跌到崩溃的边缘，而不批孔子儒学了，经济有了明显好转，渐渐地出现和平崛起的新气象，也不符合事实。只要不带偏见，大概不会将经济的下跌或发展归于批不批孔子儒学。事实上，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率11.2％，国民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这在一些外国人的著作里也是承认的。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就指出，“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52年的20％上升到1978年的40％”，“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主导产业确是毋庸置疑的”。[13]至于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是由于不批孔子儒学，更令人莫名所以。孔子儒学指导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批不批孔子儒学来解释经济能否发展，只能造成思想的混乱。

　　其次，对于包括孔子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不能笼统地称为优秀文化，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予以继承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学文化，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是时代的产物，既有优秀的精华，也有陈腐的糟粕。儒学“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说，是维护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是人们的精神枷锁，对历史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理所当然要受到有识者的批判。

　　在近代中国，人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这过程中，既有主张完全保存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出现了一切“唯泰西是尚”的“醉心欧化”者。对于这两种偏向，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人提出批评：“闻之开新、守旧两派之言矣。开新者曰：欲造新中国，必将中国一切旧学，扫而空之，尽取泰西之学，一一施于吾国。守旧者曰：我欲强吾国，行我古代圣王之法而有余，不必外求，或但取其艺学。二家之见，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他认为，不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都不应该是一概接受或一概排斥，而要加以具体分析，“对于我国固有之学，不可一概拒绝，当思有以发明而光辉之。对于外国输入之学，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总的原则是“吸食与保存两主义并行”，“拾其精华，弃其糟粕”。[14]鲁迅在当时也明确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5]孙中山也强调：“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16]他的思想学说，就是“因袭”固有文化，“规抚”西方文化，加上他自己的“创获”。

　　对于中外文化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批评了“全盘西化”和复古主义的错误主张，指出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他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也应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7]他把当时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关于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继承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文化有继承性，但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化。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现实，这是源，而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这是流，不能源、流颠倒。

　　对于如何正确对待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成果的问题，从理论原则上说是明确的，但实际的分歧仍然存在。前面提到1989年刘大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旧体诗《见说》四首，即是针对当时有些人夸大孔子儒学的作用而发。著名文学家冯至读了这四首诗后，致信刘大年说：“《见说》四首写得很好，我读后觉得很痛快。现在思想界的确相当混乱，不是‘崇外’就是‘泥古’，需要澄清。”[18]也是在这一年，刘大年在《求是》杂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指出了“崇儒尊孔”和“全盘西化”的主张都存在于当时的思想文化论说中。他说：“对于传统文化，没有人想一笔抹煞孔子和孔学。”“但这不等于我们认为可以搬用孔学体系来认识和处理现实生活。不去用批判态度对待孔学为代表的古代文化，除了表示倒转历史车轮，难以表示别的什么……重新认识和批判对待传统的文化，才能产生新的文化。”[19]过去了将近20年，这种“泥古”、“崇外”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澄清，值得人们关注。

　　参考文献

　　[1]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3]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5册．

　　[4]《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

　　[5] 凡人：《无圣篇》，《河南》第3期.

　　[6]《童子世界》第31号。

　　[7]陈独秀：《孔教研究》，《每周评论》第20号。

　　[8]陈独秀：《答常乃惠》（孔教），《新青年》第3卷第2号。

　　[9]《李大钊文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1999．

　　[10]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第3卷第6号．

　　[11]《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蔡云腾：《敌人在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宋斐如主编《战时日本》第4卷第1期。

　　[13]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4]师薹：《学术沿革之概论》，《醒狮》第1期。

　　[15]《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18]《冯至来函及复函》，《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9]《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