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伦理和学风问题，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说它重要，是因为它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无所不在和无法回避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学术发展的基础和生命。良好的学风和学术道德，可以规范学术界和学者个人的学术生活，从而促使学术的健康发展：而不良学风和学术道德，则会腐蚀我们研究队伍的肌体，造成学术研究质量的滑坡，甚至有可能严重到葬送整个科学研究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讲，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无论是在基础研究还是在重大应用对策性研究中都有一大批高质量的成果面世，这些成果不仅对推动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无疑，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和较为宽松的研究环境发生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展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和完善了改革开放。所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不容否定的。

　　但是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也难免会产生一些不和谐音。学术队伍中一些意志不坚强的人，经不住社会上各种不良思潮的引诱，热衷于追名逐利，学术道德失范的种种表现渗透到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从而使我们在学风和学术道德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而真正可怕的是，有些问题已渐成气候，并且还在不断发展，而我们却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有的问题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以致不得不通过下发文件，甚至媒体曝光来警醒世人。目前学术界急功近利、浮躁之风盛行，不良学风的各种苗头和倾向此伏彼起，表现在：不尊重学术研究的特点而过多地引入市场机制，造成了金钱主导学术，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研究的出发点；在职称晋升、评奖及课题评审等活动中过多地体现长官意志甚至官本位，而轻视科学规律和同行专家意见；不恰当地突出量化考核而忽视质量要素；在申报课题、学科点、学位点等工作中，拉关系、走门子，甚至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涉及重大学术问题的决策缺乏透明度和民主程序；考试作弊、虚报成果、粗制滥造、抄袭剽窃、亵渎学术等等劣行仍在不断发生……一方面，学术界的领导和广大有良知的学者对此感到极大忧虑和深恶痛绝；可另一方面，仍有一些人胆大妄为，对不良学风的种种表现乐此不疲。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纠正学术不端行为、树立良好学风的工作的长期性和极端艰巨性。

　　近年来，仅从各种媒体公开曝光的学术不端行为或学术腐败的事件看，情况已是相当触目惊心。一个“汉芯造假”案就骗取了国家上亿元的巨额经费，使国家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并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甚至国际影响。学术不端行为甚至也发生在某些知名学者和高级专家身上，既让感到人生气，也让人感到痛惜。问题在于，这样的事情远非个案，它们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这必须引起我们深思和高度重视。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在全国人大小组会议上大声疾呼：抄袭剽窃不治，学术将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把学术造假斥为“癌症”，指出这种现象如不遏制，就会毁掉学术界。

　　2006 年 5 月 4 日，120 名在中国和美国工作的教授和科研人员联名致函科技部、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会和中科院等机构，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科学研究诚信问题的关切，呼吁有关部门采取行动处理有关问题。信函还呼吁建立一种公平、公开和正式的体制，以处理对科学不端行为的指控，以及处理对涉及研究诚信等问题的指控。根据“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叶艮道的一则消息：90 多所高校联合发出倡议，要“把学风建设作为提高办学质量的头等大事来抓”，明确提出“学风建设是永恒主题”。

　　新华每日电讯 2006 年 6 月曾报道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是年 6 月 9 日刊登的一篇文章，题为：《学术腐败丑闻动摇中国科学》(Scandals Shake Chinese Science)，副标题为：“学术腐败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中国科技界领袖或者选择清理门户，或者眼看他们这样混乱下去”。该文指出，在这场科学跃进的风潮中，前所未有地大量出现科研人员被指责造假。出于换取名声或职位的目的，他们造假的方式从伪造简历到伪造数据。记者写道，“时光倒流到 10 年前，该杂志的评论可能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然而今日，这样的评论已不会引起中国人太过激动的反应了。”原因何在?就在于国人对学术界的大量腐败现象和不端行为已是见怪不怪了。学术批评是不应有国界的，面对如此之多的学术造假，有良知的科学家和学术刊物都不能漠然处之。

　　是的，我们有一支庞大的教授、研究员队伍，我们每年都有大批专著、论文面世。可是平心而论，这中间到底有多少堪称优秀成果甚至精品呢?在一个过分强调量化的环境里，多就是好，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判断标准和原则。在一阵阵追求数量的浪潮中，质量往往退居到了次要地位，粗制滥造、抄袭剽窃，以及各种造假行为随之大行其道。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统计，以 2004 年为例，我国发表的论文总数世界排名第九，不可谓不靠前，但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却仅占世界排名的 124 位，这里实际上是数量与质量之比。两相比较的反差如此之大，难道还不值得引起我们深思吗?如果我们能做到既好又多，那自然是两全其美。基本的量的要求是必要的，但我们永远都要记住，数量在任何时候都应以质量为前提。否则，一大堆残、次品，只能是对资源的浪费，对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亵渎。

　　诚信是社会之本。对学术界而言，诚信尤具特殊意义。诚信对于科学和科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家当然也包含在内)而言，犹如生命之重。一旦失去了诚信，我们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还有什么生命力?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何以面对我们的服务对象?对此我们绝对不能漠视!一个黄禹锡的造假案，几乎震动了全世界，发表其文章的学术刊物，也难逃干系，遭受到公众连珠炮般的责问，其长期获得的诚信也受到动摇。2006 年从此被公众称为“以诚实为本的学术界的痛苦开端”。汝信教授在《学问人生》一书中有一篇论及学风问题的文章，谈到他在参加奥地利一所大学毕业典礼时所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学生一一上台从校长那里接受学位证书，校长身旁却站着一位身穿古代服装、手持棍棒的大汉。原来这所大学有个古老的传统，学生在领受学位前必须承诺遵守诺言，其中首要一条就是在学术问题上不得说谎、弄虚作假，违者甘愿接受棒责。这种仪式历经数百年而延续至今。”这个真实的故事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在实际生活中是否真有人遭受过棒责，有多少人遭受过棒责，这个问题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后面隐含的许多思考，他告诉我们学术诚信是多么重要!而在学生们即将走向社会、走向生活之时再一次提醒他们又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当然，学术欺诈和学术不端行为几乎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只是程度和范围等不同而已。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与学术欺诈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斗争也是很坚决的。这里仅以两个著名的国际组织为例：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际科学联盟(ICSU，现称为“国际科学理事会”，ICS))就建立了“科学道德与责任常设委员会”(SCRES)，研究解决学术道德和学术责任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其名下建立了“科学知识与技术道德世界委员会”：1998 年，教科文组织还出台了“科学技术道德计划”，另外还建立了一个由 18 位独立专家组成的咨询机构和反映论坛，专门处理科技领域中的学术道德问题和科学不端行为。这些措施，为惩戒科学欺诈和学术不端行为、建立完善的学术道德体系起到了积极作用。针对学术欺诈和学术不端行为，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较完善的惩戒制度和相关规定。

　　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一些学术领导机关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问题的解决。教育部、科技部等六部委决定联手打击学术不端行为。2006 年，科协通过调研起草了《科学家行为准则》(草案)，下决心推动科研人员诚信档案的建立和完善；同年，教育部宣布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2007 年初，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科院研究生院宣布将专门开设“学术道德”课，以加强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教育。这些措施应该对遏制学术腐败、防止学术不端行为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同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斗争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过程。因此必须从体制、从源头抓起，从我、从自身、从点滴做起。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特别要警惕那些“打擦边球”的行为。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让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像过街老鼠那样，没有栖身之地。古人曰，“学者必慎其所道”，“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既然我们选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作为我们的事业，那就要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能经得起各种诱惑，潜心苦读，做诚实人，诚实做学问，为建立良好学风，推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贡献力量。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