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毛泽东确定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对他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和相关意见，已经作了一些论述。本文着重对他阐明的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若干重要关系的思想，谈一些认识和体会。

　　一、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

　　进行经济建设，首先和主要的，是要使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此，就要解决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可以从制度选择和方法或具体路径选择这样两个不同的层面去考察。

　　从制度选择的层面去考察，在世界范围内，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欧美日本走过的，而且走通了；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是走通了的。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对于中国来说，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由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这样，中国就难免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迅速地发展起来的。而且，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所以，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毛泽东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理所当然地应当选择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国家工业化。

　　从方法或具体路径选择的层面去考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过分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这种情况，不仅影响轻工业的发展，而且把农民挖得很苦，不利于充分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有鉴于此，毛泽东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并举。

　　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重工业？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中国采取何种方法，实际上也就是选择何种工业化的具体道路的问题。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应当说，这是一个富于新意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用“两支手，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毛泽东指出，发展轻工业同发展农业一样，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加快发展轻工业，“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加快发展轻工业，对于提高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使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建设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具有重要的作用。加快发展轻工业，“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加快发展轻工业，资金的积累增多和加快了，反过来也“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

　　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并不是要否定重工业的优先增长，否定工业的发展要快于农业。毛泽东说：工业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他认为，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如果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样，人民的生活就不能逐步提高，商品供应溃乏，大家就不会高兴，也不会有高的政治和生产的积极性了。

　　1959 年7 月，毛泽东提出了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思想。为了解决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关系，他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和中国以往建设的经验教训，于1959 年7 月在庐山会议前期会上讲到国民经济的安排问题时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

　　按照这个方针，就是国家制定计划时必须首先排农业，安排轻工业，然后安排重工业。而在安排重工业生产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做，不是就投资比例的大小来说的，是就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来说的。这样安排的结果，资金、物资分配的比例，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重点。但这样安排可以保证农业发展的资金、物资、劳力不被挤掉，因而是必要的。

　　1959 年底、1960 年初，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这是一个完整的方针。1962 年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按照这个总方针，中共中央在1963 年发出的题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此件曾经毛泽东修改）的文件中提出，我国工业发展的方针是：（1）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举。二者的关系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2）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密切结合，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密切结合。二者的关系是：重工业是建设的中心，但是，可用多发展一些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3）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密切结合，发展基础工业和发展尖端技术同时并举。二者的关系是：基础工业为尖端技术创造广泛的发展条件，反之，尖端技术又为基础工业创造提高的条件。应当说，这些方针在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实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在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他后来说过，“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这就是说，搞“两条腿走路”即搞一系列“同时并举”，正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实行中央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等，就是这个方针在工业建设方面的具体体现。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已经把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的方针提出来了。搞小型企业、土法生产，这两条首先是钢铁工业部门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多搞钢铁。十大关系中还没有这两条。但是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这个方针，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因素。实行这个方针，就必然要引出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这两条来。因为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开始主要靠中小型企业和土法生产。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后来，随着社队工业的兴办，又提出农村也要实行工农业并举，要求农村根据需要和可能，按照计划安排，广泛地发展半机械化的到机械化的社办工业。这实际上也就是提出了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同时并举的思想。

　　毛泽东是根据我国人口众多、技术落后这个国情，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和一系列“同时并举”的方针的。因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人口将逐步向城市、工矿区转移，新增的待就业人口会日益加大。由于中央的、大型的、高新技术的生产企业，所能吸纳的就业人口很有限，如果只抓这一头，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会有很大的困难。这不仅不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也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当然，毛泽东说过，搞“两条腿走路”，不只是为了增加就业。“我们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

　　主张大中小并举、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并举，并不是为了提倡和保护落后的东西。毛泽东认为，我们应当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的关系。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当然，“两条腿走路”和一系列“同时并举”，并不是主次不分、平均使用力量。毛泽东说，我们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他特别强调，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与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

　　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生产部门、经济部门之间，各生产部门、经济部门内部各组成部分（如农业内部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积累和消费、生产和需要之间，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资源在各部门的配置之间，等等，必须保持平衡，即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这样，社会再生产才能正常地进行，国民经济才能健康、持续地得到发展。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种平衡即适当的比例关系，是不可能通过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来实现的。我们说，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指的是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在那里，个别企业的生产是有计划的；第二、在那里，国家也通过财政、税收、投资等经济手段乃至运用行政、法律等手段，对国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宏观调控。毛泽东说过：“问题在于（它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一定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

　　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可能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同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尤其是它的主体地位的确立，直接相联系。这个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1955 年12 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的前夜，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块地方，直到现在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条件。自从有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使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正确地去计划社会生产。但是，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由于规律不可能自然地显示自己，要正确地认识它和运用它，是不容易的。必须依靠党和人民群众在集体奋斗基础上经验的积累，才能逐步做到这一点。所以，毛泽东认为，“计划要靠全党来搞，靠大家来搞”。不只是计委、经委，中央委员会，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他指出，“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由于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且又处在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计划工作要完全正确和十分具体地预先确定各个发展阶段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比例关系，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密化，要做到这一点,就更为困难了。所以，毛泽东在1958 年就说过，“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这种粗线条的计划，主要规划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和所应遵循的基本路径，主要部门、主要方面的大致的比例关系以及相关的主要政策。这样做，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有了这种粗线条的计划，就可以使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把自己的工作同国家在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整体推进和健康、有序的发展。而且这种粗线条的计划并不排斥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灵活性。这种与统一性、纪律性相联系的相对的独立性、灵活性，对于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的自主发展，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仅仅有一定时期内的粗线条计划还不够，还要用每一年的年度计划去加以具体化。毛泽东指出，我们每一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他认为，由于几个年度计划的实行，原来的粗线条计划也应当一再加以修改，以便使之更加切合实际。

　　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推翻之后，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都不高。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能不带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既有直接的计划调节，也有间接的计划调节；既有计划调节，也有市场调节；等等。在1956 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并写入了决议。这个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同商品经济不仅相容，而且必须是同发展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同利用价值规律不仅并不矛盾，而且还应当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

　　本来，无论在革命根据地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商品货币关系都是存在的，党和人民政府也一直注意利用这种关系，来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推进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只是在1958 年“大跃进”运动中，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关系是否应当继续存在，似乎成为问题了。在同年10 月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上，就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在同年11 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有人反映，城市里有些混乱，一些人提银行存款，抢购商品，怕废除票子。这个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他指出，“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也有这个倾向。他明确批评了陈伯达等人，强调“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他说，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这“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

　　为了澄清混乱思想，“使自己获得清醒的头脑，以利于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泽东写信给中央、省（区、市）、地、县四级党委，建议大家读两本书：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新编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说，“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自己“睡不着觉，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

　　事实上，在中国发生要不要商品、货币的争论之前，苏联就有人主张，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统治地位的确立，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取消商品生产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地批驳了这种主张。斯大林指出，“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存在着”。毛泽东肯定了斯大林的论断。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人主张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这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严重注意。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并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上，毛泽东不仅坚持了斯大林的正确意见，而且还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是：第一，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有个人消费品是商品。毛泽东指出：这看来很不妥当。“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而且为了农村办工业，我们还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农村。这些产品，都是商品。第二，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够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正因为如此，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

　　商品生产是一个历史范畴。毛泽东强调，我们要“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特别讲到，“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所以这样做，尤其是必要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积极作用表现在：第一，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交换产品的形式。毛泽东认为，要不要商品生产，这首先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从政治上看，这是要不要维持和能不能巩固工农联盟的原则问题，第二，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毛泽东说：“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他还说过：“京、津、沪郊区农村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全国的工业的大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大发展，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国农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来，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来。”“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从长远看，我们还可以通过发展商品生产，“把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第三，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必然存在并起作用。毛泽东强调，“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提倡发展商品生产，并不意味着商品生产没有消极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就曾经通过实行适当的价格政策、劳动政策等，对它的消极方面进行过限制。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必须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相联系，必须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前提。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是必须十分明确，而不容许有任何含糊的。我们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而发展商品生产，是为了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不是为了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我们“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我们应当“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思想，在当时是一个创新，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按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处理好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方面的关系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保证中国沿着科学的方向发展所应当采取的根本方法。这个方针，是毛泽东1957 年2 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公开提出来的。在这之前，即当年1 月，他已经讲过：“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在经济建设中贯彻统筹兼顾方针应当注意处理的问题，前面已经讲了一些。比如，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等。下面再着重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1. 关于生活资料生产与人自身生产的关系

　　在经济建设中贯彻“统筹兼顾”的方针，首先要正确处理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经济小国。因此，正确处理这两种生产的关系，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提出，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逐步克服人类在自身生产方面的盲目性。这种意见，他反复讲过多次。1956 年，他在论述“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提倡节育”的重要性时说：“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他表示赞成邵力子提出的关于“提倡节育”的主张。“虽然在大跃进那两年没有强调人口问题，对康生等人猖狂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也未加以制止，但他并没有改变要控制人口增长的根本主张，在1960 年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仍列有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的条款”。直到逝世的前一年，他还“念念不忘地关心着人口问题，再次重申‘人口非控制不行’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不仅论述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思想和主张。主要是：第一、主张设立专门机构，把领导计划生育、推广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府的一项任务，并把有关计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还在1957 年，毛泽东就说过：“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第二、实行计划生育，要走群众路线，要通过宣传教育，得到人民的合作，不能强迫。毛泽东认为，实行计划生育，从根本上讲，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说他们“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要人民群众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要求，自动地起来配合政府来做好这项工作，并不容易。所以，要搞好计划生育，必须进行教育，必须有步骤地推进这项工作。在1957 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他指出，“计划生育，要公开做教育”。“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思想的广泛存在，是节制生育的严重障碍。要节制生育，“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第三、要向人民群众宣传避孕知识和提供避孕药物、机械。他对人民群众在这方面的实际需要，考虑得很周到、很细致。

　　2. 关于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在经济建设中贯彻统筹兼顾的方针，其次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为了实行这个方针，重要的是要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说：“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农村，也适用于全国。

　　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坚持“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但是“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针对那种以为只有把重点放在改善生活上才算“施仁政”的看法，毛泽东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

　　不过，在实际工作中，只讲发展生产、忽视改善生活，只讲增加积累、忽视提高消费水平，这种“只顾一头”的现象，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屡屡发生过。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第一，必须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的个人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这一点，不仅对城市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同样是必要的。第二，必须在进行生产建设的同时，注意搞好市政建设和服务性设施的建设。他说，一个时期里，我们建设中的问题是，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第三，必须注意提高社会消费，搞好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这里所说的提高社会消费，包括改善和提高居民享受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居住、交通等方面的条件和水平等等。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3. 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

　　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是贯彻“统筹兼顾”的方针必须注意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这个任务提出来了。而“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1955 年，他更提出，我们要“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1959 年底、1960 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加强国防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因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在特定的条件下，即估计到中国可能面临严重的战争威胁时，毛泽东也曾经突出地强调要加强国防建设，抓好战备工作。但是，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没有孤立地只抓国防工业，而忽略经济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工作。1965 年6 月，他在谈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时说：“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充满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发展思想。按照这个思路来推进国防现代化，不仅不会迟滞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可以使它的发展建立在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群众基础之上。事实上，中国的国防建设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而稳步推进的，人民军队的技术装备不断得到改善，尖端武器的研制也取得巨大的成就。1964 年10 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 年6 月，首次全当量氢弹试爆成功。1970 年1 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同年4 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1975 年11 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发射、准确入轨并安全返回预定地面。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国防现代化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

　　4.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平衡经济布局与合理配置资源，这是贯彻“统筹兼顾”的方针必须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为此，必须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利于对全国资源的全面开发和有效利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别过大，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实现共同富裕；工业过分集中于沿海地区，也不利于战备。所以，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毛泽东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

　　不过，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仅是一个既成的事实，而且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1952 年7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主张，要充分利用东北及上海老工业基地，并继续培养和充分利用这些工业基地与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基地创造条件。从“一五”计划确定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区域分布来看，一方面，在694 个限额以上的工业基本建设项目中，有222 个放在了东北和沿海城市，合理地利用这里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加强了内地工业基地建设。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没有犯大的错误。

　　既然如此，毛泽东为什么在1956 年初要提出这两者的关系问题呢？这是因为：“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他说，鉴于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我们还是应当注意“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而且“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这样做，并不意味着要削弱对内地工业发展的支持。实际上，“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尽管提醒大家要“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毛泽东对平衡工业布局、发展内地工业，还是始终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在新的侵华战争的威胁趋向严重时，他尤其强调了这个方面，并且提出了大力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思想。1964 年5 月，在研究“三五”计划时，他认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这里所说的一线是指东北及其他沿海地区，二线是指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西、鄂西、湘西等地区，一、三线之间的地区则为二线。加强三线建设，主要就是加强内地工业建设。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得到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从1964 年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三线建设全面展开，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思想，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从根本上说，三线建设的总的部署、布局和原则都是正确的，尽管具体的工作中也存在某些偏差或失误。三线建设不仅使我国增强了国防力量，建设了相当巩固的战略后方，而且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长远的积极意义。有的专家指出：“用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点来考察，‘三五’、‘四五’计划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建国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从沿海到内地的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和大调整。对于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畸重沿海、工业布局与资源布局严重脱节的状况；对于改变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增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作用。如果没有三线建设时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注入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多的西部地区至今将还是一片荒芜的贫瘠之地，东西部经济差距会更大，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国家在20 世纪末进行西部大开发、解决东西部经济差距的任务将会更艰巨。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的发展，若没有三线建设形成的西部经济实力如电、燃气、原材料方面的支撑，也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五、坚持自力更生方针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还是仰赖外国？是闭关锁国，还是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早在1945 年1 月所写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就讲过：“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

　　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他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反复阐明并一贯坚持的方针。

　　在经济建设中为什么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这个方针主要应当体现在哪些方面？在这样做的时候，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综合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可以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1. 应当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毛泽东一贯强调，决定中国命运的是中国人自己，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人来办。他说，“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要弄清楚。“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自己要有志气，有干劲。”他批评了“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来到中国，基本上不予只取。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应当认真记取。

　　2. 必须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使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个问题时，就提出了要“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多次讲过，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仅仅做到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个认识适合中国情况，是有很深刻的战略眼光和长远意义的。因为这样做，才能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稳固、可靠的基础之上，从而有利于比较迅速地改变我国国民经济长期落后的状态；同时也才能够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以后，进一步赢得经济上的独立，并由此使中国已经赢得的政治上的独立得到巩固而不重新受制于人。这样做，还有利于中国在独立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平等的经济往来，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

　　3. 要靠自己的努力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搞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尤其重要。毛泽东强调：“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在他看来，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大国，不仅不能主要依靠进口来解决粮食问题，而且也不应当依靠外国资金来发展农业。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发展，粮食这个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使它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否则，中国将在经济上乃至在政治上陷入极大的被动。

　　4. 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着力满足国内需求

　　对于中国主要应当发展外向型经济，还是应当着力满足国内需求这个问题，毛泽东的答案很明确：我们这类国家，“主要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当然，“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我们“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但是，不能主要依靠国外市场。他多次讲过：“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类国家”，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内市场的容量是十分广大的，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它的容量还将不断地扩大。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事实上，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企图主要依靠国外市场，来充分满足本国人民多方面的需要，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做，还会使中国对外国经济产生依赖，妨碍中国自身独立自主的发展，一旦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出于政治上及其他方面的考虑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中国的生存甚至也会从根本上受到威胁。对于这些情况，是不能不预先估计到的。

　　5. 独立自主地确定经济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庄严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在政治上是如此，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意味着中国在确定经济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不仅不容许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而且也决不服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指挥棒。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并不是不要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联系，走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道路。

　　还在1938 年，毛泽东就说过，“中国己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了。“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他明确讲过：“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不能闭关锁国，不能关门搞经济，这就意味着要与其他国家发生经济上的联系，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对外开放。

　　发展对外经济联系，主要应当体现在哪些方面？在这样做的时候，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综合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可以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1. 发展对外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49 年9 月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毛泽东还是反复说，不能关起门来搞经济，我们“需要交换”。我们要同其他国家发生经济上的联系，“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1949 年12 月，他就提出，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他一贯主张，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发展对外贸易。

　　2. 有条件地利用国外的资金

　　早在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说：“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但是，我们“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1945 年4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政府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

　　1946 年5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提出：“我应采取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在订立这些契约时，只要避免不致因此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击”，“而又对我有利，即应放手订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来合作经营工厂”。

　　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思想是很开放的，当时甚至已经提出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办独资企业或与中国人办合资企业这类问题了。同时，对于如何利用外资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提出了应当遵循的正确原则，如：“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要“在服从中国政府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引进外国投资；要“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要避免“因此受垄断、受控制”；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曾利用过苏联的贷款，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能够引进和利用西方国家的资金。这不是因为我们搞自我封闭，而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敌视新中国、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等的缘故。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3. 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分析地借鉴外国发展经济的经验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搞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为此，1956 年初，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方针。“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为了向外国学习，毛泽东说过：“我也希望到世界各国去走走。”他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表示，希望去缅甸等国看一看；“还想到日本去看一看”，“甚至还想去美国看一看”。可惜“现在却没有希望实现”。

　　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一个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

　　毛泽东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所以，毛泽东认为，“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当然，“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提出要采取派出去和请进来两种办法。他说，我们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而且也“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他也说过，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训练本国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西方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本身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是为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服务的。所以，毛泽东提出，要学它的“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同时又不能全盘照搬。

　　对于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毛泽东并没有展开全面的研究与评析。但是他提出的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这个原则，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也是适用的。这个原则对于我们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强调，“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我们“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忘记这条经验，要犯大错误。

　　4. 要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需要集中力量发展自己；与此同时，也还应当承担自己的一份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指出：“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应当看到，这种国际主义义务“是相互的。一方面，我们在资金、物资和技术上支援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也是对我们的大力支援。”（李先念语）

　　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中国要承担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这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特色之一。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与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联系，两者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联系，有助于增强中国自力更生的能力；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也才真正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有效扩大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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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若干重要关系的思想，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重要方面。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理论，既不是对苏联、美国等外国经验的照抄照搬，也不是个人苦思冥想的产物，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他说过，我到井冈山，第一仗就是打败仗。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这个第一仗，指的是1958 年开始的大炼钢铁等。但是，他注意从挫折和失败中总结教训，不断提出新的思路，推动建设事业的继续前进。比如，他在1959 年底、1960 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就联系中国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闪光的思想，许多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富有启发性。

　　诚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还有待于深化和发展。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就说过：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更短。要彻底认识和系统掌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应当充分估计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充分估计他们提出和阐明的许多独创性的理论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因为正是他们，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一个基础”。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