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多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再地向人们表明，能否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本身能否永葆理论生机和活力，而且还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从而不仅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而且引领着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就在于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前，全党正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地推向21世纪。而要取得这一伟大事业的胜利，我们必须始终注意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

　　1990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校长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始终是我们党、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一百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一样，保持着它勃勃的生机，对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始终保持着勃勃的生机、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它一直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实践之中。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点，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竭生命之源，也只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才能不断地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这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中引申出来的必然结论，而且也是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

　　作为马克思主义这一“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一贯把实践看做是自己理论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强调自己理论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第248页)，强调自己的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为我们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已经确立了主导地位。但是，他们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继续密切关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满腔热情地领导了第一国际、巴黎公社和第二国际工人的革命斗争，并及时对它们作出了理论上的总结，写下了《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不朽的论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始终尊重实践，勇于修正自己的看法，在对待自己的理论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彻底革命的精神。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采取革命暴力夺取政权。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他们在总结其经验教训时指出: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利用现成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代之以自己的新的国家机器。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所以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创立后立即使它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完善，为迄今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曾把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血肉联系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2](第381页)。也正是在研究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的过程中，在同国际资产阶级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列宁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他那个时代获得了新的丰富内涵、新的生机和活力。其中，他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学说、新经济政策以及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等等，都是他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成果。在这些理论成果的指引下，俄国的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成功地挫败了西方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暴乱，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出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光辉灿烂的新的历史篇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它成功地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引领着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邓小平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何题上，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包含着不少十分深刻甚至惨痛的教训。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史上，虽然列宁曾经在党内严厉地批评过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大力倡导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3](第274 页)，并就如何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表率，但马克思主义健康发展的势头却因列宁的逝世而受阻。随后，苏联党内盛行的个人专断和思想僵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中盛行着教条主义的风气，并由此在实践层面上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最后，由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处处碰壁，苏联党内的领导人干脆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结果使得这个过去西方十四国的联合武装干涉都未能使其发生动摇、后来其综合国力曾一度与美国比肩的社会主义强国迅速解体，一朝覆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曾吃够了教条主义的苦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和王明的“左”倾路线都曾犯有教条主义的错误，其中，“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旧模式机械地搬到中国来的产物，而王明“左”倾路线的实质则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是“从决议中来，到决议中去”，即照搬共产国际决议的产物，它们都曾几乎完全断送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悲剧，也在于他违背了自己多年倡导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国内外的实际情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判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煽起狂热的个人迷信，阉割、践踏马克思主义，酿成了“十年浩劫”。这个教训也是极其惨痛的。

　　上述表明，正是由于始终注重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谱写出一曲又一曲的辉煌理论篇章，使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焕发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相反，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则不仅会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而且还会使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甚至会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有鉴于此，毛泽东同志曾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4](第417页)。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一个国家的政党，如果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际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只知道照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第143页)。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既是对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精辟理论分析，也是对上述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二

　　什么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前我国条件下怎样才算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此，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作出了明确回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根据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论述，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态度、学风和方法的有机统一。

　　首先，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态度问题，即到底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这样那样地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作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首要之点就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的立党之本、立国之本。丢了这个根本，就必然会亡党亡国。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因。

　　牢固树立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要求我们认清并深入地批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错误，因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就是各种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和做法的主要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有不同的版本，它们往往基于不同的借口和“理由”。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40年代创立的，在迄今为止的150多年中，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再适用了，过时了。显然，这种论调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懂得它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也不懂得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些重要标志。也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与后来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言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但后来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恰恰是在俄国、中国这样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获得成功，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过时了。这种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是非科学的，它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当做算命先生看待，要求他们的每句话都能得到应验，并把他们的个别论断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混为一谈，由他们在个别论断上的失误而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对此，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5](第171页)。还有人认为，20世纪下半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实践遭受严重挫折，说明马克思主义没用了、失败了、过时了。这种看法与实际情况也是不相符合的。事实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恰恰是这些国家放弃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它们不仅不说明马克思主义“失败”、“没用”或“过时”了，倒是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的道理。邓小平同志也曾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看法，他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6](第382-383页)

　　其次，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学风问题，即到底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遇事都从本本上寻找答案。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作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江泽民同志在这里所讲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的根本之点就在于“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高举一面旗帜、爱护一种理论的最好方式，就是养成优良的学风。也只有以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6]（第382页)。

　　自觉养成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有赖于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教条主义的错误根源恰恰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上。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第406页)。然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表明，过去我们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且不说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教条主义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的损失，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教条主义也仍然禁锢着一些人的头脑。“两个凡是”与“实践标准”之争，实质上就是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之争。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时有出现。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间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6]第137,291,146页)。

　　自觉养成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还有赖于深刻地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如果说各种公开地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和做法容易受到人们的批判，那么，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则往往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因为从表面上看，教条主义似乎是最“忠于”马克思主义的。虽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都曾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仍然还有一些人认为，教条主义只是学风上的问题，它总比那些公开地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和做法要好。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之所以屡屡遭到教条主义的羁绊，就与人们对于教条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有密切关系。其实，教条主义本身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本来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曾辛辣地讽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教条主义者“青年派’，说:“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8](第695页)。教条主义者表面上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折服，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万应不变的良方，但一旦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或运用现成的答案不能完全解决新的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就会要么指责人们的实践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没用了”、“过时了”。因此，教条主义不仅会使人们思想僵化，导致用思想剪裁实际，从而会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而且它与那种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之间也是内在相通的。可见，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决不容低估，它对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时甚至能起到那种公开地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所不能起到的破坏作用。

　　再次，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方法问题，即到底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抽象地空洞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根本要求就在于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在这种结合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抽象地空洞地谈论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没有出路的。只有运用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才能既无愧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也无愧于现时代我们民族的伟大实践。

　　有效地运用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首先在思想上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由它们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研究发展着的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或由此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得出新的理论结论。在这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统一性的反映。在这种研究方法中，坚持并不是发展之外的另一项工作，它就包含在发展之中;同样，发展也不是坚持之外的另一件事情，它就是坚持的具体表现。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就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方法的真义。如果离开发展来谈坚持，势必导致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而如果离开坚持来谈发展，则又必然会走向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割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统一性的倾向，都是违背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的。

　　有效地运用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还要求我们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实践总是具体的，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实践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定性。因此，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对此，毛泽东同志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巫待了解并函待解决的问题;[9](第534页)。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6](第213页)。同时，实践又总是历史的，它必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而任何具体的实践都必然带有自己时代的一些共同的特征。因此，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必须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自己时代新的实践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

　　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充分地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优良学风和科学方法的高度统一，它既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也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三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200。年年初，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10](第1页)。这二论述准确把握了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深刻总结了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和我们党近80年来的基本经验，科学概括了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充分体现了党所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本质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新的重要成果，也为我们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新的时代性的课题。当前，结合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首要的、带有全局性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它是我们当前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也决不能搞多元化。这既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我们党所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根本要求，也是我们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得出的最深刻的教训。

　　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首先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和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整个世界和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主流是积极的，因为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严峻的检验，使某些并不符合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因而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推动人们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道路迅速前进。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人们面对着客观情况的急剧改变不免眼花缭乱，一些深层次的思想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再加上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和思想渗透，利用各种先进的设施和多样化的渠道在意识形态市场上推销其精神和文化价值观，造成了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相互碰撞激荡的局面，致使人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界限模糊、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有针对性地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在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帮助人们分清是非、辨别真伪，从而自觉地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是我们每个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还要树立和强化自觉的阵地意识。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从来就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充分利用和发挥其自身的理论说服力和战斗力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结果。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是我们应该常抓不懈的一项重要工作。阵地意识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统一，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观点的具体体现。列宁说过，剥削阶级的思想是不可能连同它们的棺材一起埋入地下的，它们必然要在人类社会中腐烂发臭，危害人类社会。当前，包括各种剥削阶级思想在内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正在与马克思主义激烈地争夺思想文化阵地、正在与我们党激烈地争夺群众。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任何削弱，都意味着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加强。“法轮功”之所以会在一些地方泛滥，绝不在于其歪理邪说有什么魅力，而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同志阵地意识薄弱，忽视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教育群众、耐心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结果使它有了可乘之机。这个教训相当深刻，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其次，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我们是否能够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是否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关键还在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搞得如何，在于我们能否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对此，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第9页)。我们党历来都是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注重“抓住事物的根本”、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说服力的。邓小平同志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他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世界，善于抓住不同时期人们特别关注的、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间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并由此澄清人们的思想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得到发展。正如他本人所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5](第179页)。

　　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我们特别要注意对于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并深深地困惑着人们思想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并由此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一类间题是与我国的改革和发展相联系的。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生活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这些重大变化，使社会成员产生了许多思想上的困惑，如在当前我国条件下怎样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制度上的本质区别、怎样认识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怎样看待现实生活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等等。另一类问题则与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密切相关。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国外反华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其要害是动摇人们对共产党的信任、动摇人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其手法之一是通过对当代国际国内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歪曲解释来传播他们的精神文化价值观。从国际上看，当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像列宁所预测的那样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很快地走向灭亡，反而通过其政策上的调整和内部的改革各自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而社会主义运动却出现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样大的曲折;就我国国内的情况而言，近20年中，我们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取得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但党内也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上遭受的挫折和我们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特别是经过西方敌对势力的渲染，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留下了重重疑虑，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在前进中遇到的间题和曲折、怎样看待我们党的先进性和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等，也成为人们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作出透辟的理论分析，能否做好解疑释惑、统一认识的工作，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顺利地推进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也关系到我们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我们还要注意正确地理解和切实贯彻“双百”方针。“双百”方针符合科学文化的发展规律，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多样化发展，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按照“双百”方针的原则精神，就上述那样一些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充分的探讨和争鸣，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比较和鉴别，能够促进在这些重要间题上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的更为广泛的传播，从而能够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但是，“双百”方针决不是放任自流的“自由化”或“全盘西化”方针，也不是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多元化”方针。在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中，“双百”方针必须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必须服务于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允许以“双百’，方针为借口来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再次，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必须大力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广大党员干部是党的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和党的先进性的具体代表，是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决定着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执政能力，也决定着他们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力度和成效。只有大力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和按照科学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提供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保障。

　　要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惟一的途径就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当前，我们党内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三讲”活动。“三讲”中，讲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而讲学习首先就是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它看似浅显易懂，但却蕴含着许多深刻的道理。要学好学懂邓小平理论，需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同时，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积极的成果，它不仅凝结着对科学技术的深刻思考，鲜明地体现着求实、创新、大胆探索和为真理而献身等多方面的科学精神，而且融合着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深刻思想和丰富知识。因此，要学好学懂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还必须学习和掌握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方面尽可能广博的知识，特别是要注重学习反映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新发展的各种新知识。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贵在坚持，重在实效。为此，我们必须遵循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发扬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一方面，我们要坚决改变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那种不懂装懂、似懂非懂、知之不多却又不以为然的状况，把对马克思主义、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落到实处。另一方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知识的学习上，而应该把重点放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放在结合本行业、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在这种运用过程中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上，放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上。只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所强调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才能真正起到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求实杂志编辑部.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C].北京:红旗出版社，2000,(3).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