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地位相对下降

　　2009年是欧美国际地位明显相对下降的一年。但是这一相对下降过程并非始自2009年，它可以追溯到前些年，追溯到1989-1991东欧剧变、苏联瓦解、西方最得意的那个时期，甚至可以更远地追溯到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时。西方地位相对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美国家对最近二、三十年国际形势发展及其前景的重大误判，某些后发“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则是另一个促动因素。

　　遥想1989-1991年间东欧剧变、苏联瓦解时，西方世界是何等的手舞足蹈、得意忘形。欧美国家认为从此以后这个世界就将永远会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更将长期独步全球。当时它们也没有把此前1979年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放在眼里。欧美国家好像觉得自此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它们想做的事情。美国人在最近二、三十年主要在做三件事：一是尽情地享受生活。美国人寅吃卯粮，过着“大少爷”生活，消费超过生产，进口大于出口，国内外负债累累；加上新自由主义泛滥，人们认为资本主义从此可以不受约束地自由发展、自由发挥，结果“自由”过了度，导致严重的危机与衰退，其影响后果深远严重；二是在世界各地强制推行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其全球战略后果目前还尚难判断，但已给美国带来重重麻烦；三是四出发动战争，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巨大，使美国深陷困境，难以他顾。在此期间，欧洲人也在忙着做三件事：一是一心一意追求提高生活质量，过安逸日子。这本是一件合理的事情。但欧洲人的这种追求似乎缺少一点经济增长和致力发展的基础。长期的经济不振，财政困难，使“欧洲模式”引以为傲的社会福利制度都难以为继；二是积极致力于制订世界经济规则。欧盟制订了大量的经济规则，它们当然首先是适用于欧洲内部市场，但同时要求进入欧洲市场的其他国家也要遵守这些规则，从而使它们具有一定的世界经济规则的意义。不过，欧盟区外的国家究竟能接受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观察；三是大力推进欧盟的不断扩大与深化，这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但同时也不断地带来了一大堆难题，使欧盟更难运作和发挥作用。欧美国家上述专注于自己作为的行事结果，无意中为外部世界其他不少国家方便利用难得的发展机遇。值得注意的是，今日西方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欧美国家最近二、三十年对国际形势严重误判的另一个表现是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自1979年中国走上市场经济发展道路，1989-1991年间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之后，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一些的国家都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经济全球化从此具有真正“全球”的含义。商品、服务、资本、人力的国际间自由流动速度大大加快，流动规模急剧扩大。这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全世界一下子有20亿左右的“新”劳动力参与到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之中。这些劳动力中的绝大多数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吃苦耐劳。他们的劳动工资一般仅占所在国出口产品成本费用的百分之几，而欧美国家相应比重则在一半左右。这使发达国家的同行难以与之竞争。加上资本、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外迁，对欧美国家的经济与就业发生一定的影响；当然，也给那里的消费者等带来不少好处。让欧美国家更感紧张的是，这些廉价劳动力开始时主要在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从业，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中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文化知识技术的人正在日益进入资本密集型甚至知识科技密集型行业，这给西方世界同外部国家的经济关系从以前的强调互辅、合作添入了从此更多关注替代、竞争的新因素。这些后果是欧美许多国家始料不及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表明，它并不像早先有人预言的“美国化”、“两方化”。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利益重新分配的新局面。西方世界固然求得了意义深远的制度性利益（“市场经济”推广到了全世界）、规则性利益（由西方主导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推行到了全世界）、典范性利益（迄今为止公司企业经营范本基本上还是来自西方）以及巨大的商业性利益（通过贸易、投资、技术等）；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但与此同时，另有一批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几乎被排挤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处境艰难；一些“新兴国家”则获益匪浅，它们利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框架，扬长避短，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在国际上迅速兴起崛起，成为促动形成新的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

　　然而，新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至今还远未定局。诚然，伴随着“新兴国家”兴起崛起而来的世界力量对比中发生的某些位移，最近这场危机与衰退所带来的沉重打击，让欧美国家目前显得困难重重，但人们不宜过于低估西方的自愈能力。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自由市场至少已经死过10回”：“ 死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法西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凯恩斯主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济控制、工党于1945年取得的胜利、又一次的凯恩斯主义、阿拉伯石油禁运、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和目前的金融危机。”[1]西方将最终挺过这次危机和衰退，并可能会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一个已经大大变化了的世界上。同时，“新兴国家”借“后发优势”将会继续发展，相对地位还将进一步提高。与此相对应，西方地位还会呈现相对下降。对此，人们不必过于看重。自从18世纪60-70年代英国第一个开始工业革命，并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美逐渐牢固地确立以来，欧美主要国家迄今还从未发生过某个国家绝对衰落的情景，相信将来仍将如此。如果考虑到经济数量与质量是两码事，科技创新与模仿是两码事，一般社会稳定与社会公平公正是两码事，有房有车有钱与人的道德教养是两码事，一般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欧盟程度的国家联合是两码事，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仍占着一定的总体相对优势。欧洲并不是“没落的贵族”，而是世界的先行者。

　　二、“欧洲模式”本质积极

　　围绕欧洲、欧盟问题的议论、争论一直不断，其中“唱衰”它们的言论、文字也屡见不鲜。事实上自从欧洲度过了二战后1950-1973年重建时期的经济繁荣之后，在接着的30多年时间里，“旧大陆”已经数度遭遇“欧洲衰落论”的浸淹。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欧洲经济陷入滞胀，增长速度已不及美国，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曾相对停顿；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日本风头正盛，世人大多认定日本经济科技不仅会迅速赶上美国，甚至还要“买下整个美国”，加上时值苏联突然瓦解，地球上简直只剩下了美、日两家，欧洲好像已经被许多世人遗忘；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美国克林顿总统当政，经济长时间兴旺，在美国“新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衬托下，欧洲似乎成了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而同时日本坠入了“失落的十年”，俄罗斯国力一落千丈，美国昂首独步天下；第四次则是在2007年开始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之后，其时正值“新兴国家”走向崛起，欧美力量和地位相对有所下降，于是，“欧洲老了”的声音再起。不过，这最近一次“欧洲衰落论”的内容更为广泛，含义更为深刻：不少人认为“欧洲模式”已不再具有吸引力；欧盟已在世界各地、各国的力量角逐中被挤到了“边缘”；欧盟将特别难以走出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成为世界经济的“累赘”；欧洲一体化事业甚至会走向“土崩瓦解”。笔者并不全然认同这些观点和预测。

　　欧美经济模式的实质区别集中在劳工的权利和资本的权力问题上。几十年来围绕欧美模式的反复争论，主题始终是如何管理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主要涉及处理下述五对关系，即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属体制导向问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属经济监管问题；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属权益分配问题；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属社会保障问题；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属资本积累和财富分配问题。在上述五对关系中，核心是资本、劳动和政府三者的力量对比、所起作用以及如何协作运行。在美国模式下，政府固然也有独立性，但其行为主要倾向于资本，因而在处理上述五对关系时，自然会偏好市场、企业、雇主、强调公民自我负责（养老、医疗、就业等）以及重视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而在欧洲模式下，政府拥有更强的独立性，其行为自然也重视资本利益，但同时又强调劳资协商和社会平衡。一句话，欧美模式的实质区别在于，美国不但信奉市场经济，而且实行市场社会；而欧洲固然也十分重视市场经济，但不听任市场社会。显然，注重社会公正与公平的“欧洲模式”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诚然，提出社会公正与公平问题，也许可以追溯到上千年以前。然而，直至19世纪末，即使是在最早进行并且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欧国家，也没有真正实现过相对的社会公正与公平。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促动下，在以往历史所取得的若干成就的基础上，又用了数十年的时间，西欧一些国家才建成了比较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普遍实现了相对的社会公正与公平，形成了举世公认的现代“欧洲模式”。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它也表明，欧洲在社会进步发展阶段方面，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头。

　　诚然，近些年来，以“社会福利国家”为实质内容的“欧洲模式”面临着一大堆难题：经济缺乏活力，财政不堪重负，社会呈现惰性，甚至连模式本身的上述核心原则都难以坚守——欧盟主要国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程度都在加剧，加上最近20年国际大环境中“资本”对“劳动”占据明显优势，有人进而全盘否定“欧洲模式”下的“社会福利国家”；还有来自外部的竞争和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学不起”、学不到本质积极的“欧洲模式”。而现今新兴国家崛起特别是“中国模式”的开始出现，让欧洲人尤其感到不安。如果“中国模式”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么西方人的文化心理、宗教优越感、发展模式、价值观等一系列根本的东西都会被证明仅仅只是“一种选项”，而非“唯一真理”。欧洲人更担心“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他们认为，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等级体系中，中国的发展将伴随着一个“非民主的”、“非自由主义的”国家的兴起，它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与西方竞争的、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的独特的秩序政策模式。这是他们所不愿乐见的。

　　但是欧洲人理应认识到，无论对于中国的模式还是欧洲自身的模式，都应当有一个恰当的判断。对于中国的模式，笔者认为，在“中国模式”中，既有与“西方智慧”相通之处，例如市场经济、重视科技、精英管理、实用主义、和平文化、法制法治和强调教育等等；又有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中也存在的权威政治体制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这样的基本政治经济要素；更有中国特有的核心成分，这里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是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中国模式”的真正关键所在，做不到这一点，就难以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至于“欧洲模式”自身，包括它在一个一个国家内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在一个一个国家间的、以“欧洲联盟”形式表现出来的区域整合组织，它们都本质积极，但如今又都举步维艰，都需要进行大力改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更新现代化的全新的世界与欧洲形势。欧洲人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更大努力，有效地保持和进一步改善“欧洲模式”的本质积极因素，才能加速并且可持续改善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才能巩固和加强它在世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为此，欧洲人正在努力改革和联合，而欧洲的前途正系于改革和联合。

　　三、欧盟存在三重价值

　　以2009年4月伦敦20国首脑会议和6月叶卡捷琳堡“金砖四国”首次峰会为象征，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似乎正在开始酝酿出现新一轮的大变动，趋势是“新兴国家”走向崛起，西方国家地位相对下降，欧洲人对此特别敏感。欧洲人对中国崛起似乎显得比美国人更加敏感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是因为美国依然比中国强大得多，而欧盟没有像美国那样强大；其次是美国和中国在战略安全利益上有某些相通之处（当然中美关系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随时可能显露的重大问题），而欧盟与中国除了巨大的相互经济利益之外，其他领域的重大利益汇合点相对较少（也正因为此，中欧之间同时也不存在多少根本性的战略冲突，反而有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可能）；最后是欧洲人似乎比更加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更关注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的内含对世界格局所可能带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及后果。在这一走向世界新格局的大变动中，中国和欧盟是两个备受重视的实体，不过是从两端受人关注，即世人普遍“看好”中国，而不少人“看衰”欧盟。中国在2010年已经赶上日本，成为仅此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种背景下，欧美西方国家和集团对中国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2006年10月欧盟出台的强调“责任”和“竞争”的对华政策文件也许是这方面的信号之一。他们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中国既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是有价值的经济伙伴；又是经济、工业和能源资源领域的竞争者，是政治和战略上的“对手”甚至“威胁”。而欧盟及其成员国则特别担心它们在国际外交诸多方面的影响会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而缩小。在可测将来世界经济四强（美国、中国、日本、印度）的名单中没有一个国家来自欧洲。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将进一步减少欧美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实力、信誉和道德力量。再考虑到欧盟国家经济长期不振，欧洲一体化进程近年连连受挫（例如《欧盟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2006年和2008年先后被否决），欧洲内外一直有人对欧盟的前途心存疑虑。

　　然而，笔者并不那么认同某些过于高估中国、低估欧盟的观点。迄今为止，中国的迅速壮大主要来源于经济成就，而不是军事强制力，也不是文化感召力，更不是政治意识形态吸引力。但是即使在经济领域中国也依然存在着不少难题，更何况在其他方面更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至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当今中国不仅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充当“国际领袖”，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担当这一“领袖”角色，更不具备真正全球性大国的内部制度条件。至于欧盟，虽然它的力量相对有所减弱，但它仍然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欧盟在当今全球生活中具有三重价值，即它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稳定的力量”、“平衡的力量”和“榜样的力量”。首先，欧盟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世界经济方面是一支“稳定的力量”：欧盟的经济规模占到全球GDP生产的四分之一以上，虽然最近30多年欧洲经济增速不快，但一直基本保持稳定，在世界经济生活中起着某种“锚定”的作用。2008年欧盟27个成员国中前列16国GDP合计176389亿美元，占世界GDP609170亿美元的28.9%,相当于美国的122.1%，日本的359.2%，中国的407.6%[2]。同年，欧盟前列10国货物出口贸易合计49848亿美元，占世界161270亿美元的30.9%，相当于美国的383.3%，日本的637.2%，中国的335.6%；货物进口贸易合计51033亿美元，占世界164150亿美元的31.1%，相当于美国的235.6%，日本的669.7%，中国的450.4%；欧盟前列14国服务出口贸易合计15821亿美元，占世界37313亿美元的42.4%，相当于美国的303.1%，日本的11倍，中国的13倍（2007年）；欧盟前列12国服务进口贸易合计13388亿美元，占世界34690亿美元的38.6%，相当于美国的367.5%，日本的8倍，中国的10倍（2007年）；[3]除了经济力量之外，欧盟和美国是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主要制订者和维护者，这些秩序、规则自然首先服务于西方的利益，但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迄今为止也正是在这一框架内实现的（不过这一局面看来正在变化）；二战后长期总体说来“欧洲无战事”，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此外，欧洲人在全球范围内的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援助等等事项中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其次，在世界走向多极化、多元化进程中，在发挥国际问题调解人、中介人作用方面，以及在担当“南北桥梁”角色领域内，欧盟依然是一支“平衡的力量”。第三，欧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并以“欧洲联盟”的形式在世界区域整合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这两个方面，欧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榜样的力量”，也是世界的先行者。有人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时出现的挫折甚至失败往往报以不屑的眼光和嘲讽的口吻。其实，人们应该知道，这是一桩在欧洲众多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目前是27个国家）之间进行的伟大而又艰难的事业。欧洲一体化能够进展到如今这般地步，例如“我们之间再也不许发生战争”的新政治文化早已被西欧国家牢牢地接受，欧盟成员国的经济立法已有一半以上来自布鲁塞尔欧盟总部，这实在都是了不起的成就。2009年12月1日开始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可能将再一次通过艰难奋斗的历程，把欧洲一体化事业推到新的高度。《里斯本条约》是欧盟改革条约，它为欧盟确立了新的条约基础，并使之更加民主、透明和高效。条约对欧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例如，将设立专职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即“欧盟总统”——裘）来增强欧盟行动的连续性。在将来，在许多情况里一致表决制将取消，由此，欧盟将更加容易作出决议。特定多数表决制将被扩大到数十个新的领域。从2014年起，对于部长理事会的决定，将原则上适用“双重多数表决制”，据此，部长理事会的欧盟决议需要55%国家的赞同，且它们代表65%的欧盟人口（2017年前适用过渡期规定）。部长理事会的轮值主席以三个成员国组成的为期18个月的轮值主席团队形式加以保留。欧盟委员会的委员数从2014年起减少到成员国数的三分之二。另外，将设立一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即“欧盟外长”——裘），负责共同体的对外关系。改革条约还将通过增强欧洲议会的地位、将各成员国的议会纳入欧洲立法过程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基本权利宪章（对于英国和波兰适用特殊规定）来增强欧盟的民主和基本权利保护。[4]欧洲也许又一次在为未来人类社会试探开辟一条新路，即在继续十分重视民族国家的同时，还积极倡导超越国家的政治战略和以国际主义的眼光和手段来应对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自然，这条道路并不平坦。笔者认为，恰当地判断欧盟，也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

　　四、欧盟终将挺住危机

　　在最近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猛烈冲击下，在一些“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迅速崛起、力量对比发生移动的背景中，西方地位相对下降，欧美模式受到质疑，欧盟存在价值有所失色，所有这些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所有这些变化，迄今还远未动摇西方力量的根基，也还没有进入危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地步。人们对形势应有清醒认识。西方对1991年苏联瓦解后国际形势所作出的严重错误判断，至今殷鉴不远。诚然，这两三年里，对西方的文字、理论批判潮至如涌，但迄今还尚未出现社会批判运动的声势。“新兴国家”的兴起，也许会改写历史，不过还尚需时日，且前景难料；至于这次危机与衰退给西方带来的，主要并不是它的制度已经岌岌可危，而是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严重而且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首先是经济增长受挫、失业队伍扩大、财政困难严重以及金融监管制度需要改革等等。但是这些问题还是完全有可能在欧美国家现存制度的框架内，通过各项必要的改革逐渐得到缓解。在欧盟及其成员国，通过投入数以万亿欧元计的“救市”措施以挽救银行，数以千亿欧元计的刺激经济计划以扶持企业，欧洲的经济形势从2009年年中开始已经出现缓慢回升，2010年和2011年将会进一步有所好转。

　　欧盟及其成员国从2008年10月开始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救市”措施和刺激经济计划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行情性的、结构性的和制度性的。金融“救市”措施和刺激经济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项政策，首先是针对当前危重的经济情势的，其中的货币、财政政策措施多属于行情性措施，以抵御并扭转眼下的经济衰退形势局面。这些政策计划措施，应当说，有的已经开始在发生作用，例如欧洲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总体看来已初步得到了“稳住”；有的则还需经过一段“时滞”才能逐渐显示出它们的作用。欧盟终将挺住危机和衰退。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政策计划措施。在欧盟的刺激经济计划中，还包含着利用时机对整个经济特别是其制造业实施改革与创新的战略，以达到提高其全球竞争力、增强长期潜力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政策措施，例如，由欧盟及其成员国扶持一些重要的产业领域，如气候、环保研究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大容量、高速数字网络系统，致力于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产业等；利用技术与科研优势进一步推动“欧洲制造”和欧洲标准的商品标签，使其成为流通欧盟国家市场必备的产品标识，为欧洲生产企业、进口加工商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商品规范，为欧盟产品进一步占领国际市场奠定更加可靠的基础；加强政府机构为企业服务的力度，利用数字网络优化管理手段，最大限度地简化各种有碍提高生产效率的手续和程序，减少企业管理与经营成本，在产业政策、产品信息、市场变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强服务，如此等等。可以预期，这些政策计划措施的实现，将会进一步促进欧盟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和公司企业合理重组。

　　最后，对欧盟及其成员国采取的制度性政策措施也值得关注。首先是强化金融监管。2009年6月,欧盟峰会27个成员国首脑一致同意,欧盟将在2010年设立具有约束力的金融监管机构,即组建“泛欧风险监管委员会”。下一步还将成立由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代表组成的三个金融监管委员会,分别负责加强成员国在银行系统、保险行业和金融市场领域的统一协调与监管工作。它们的目标是全面加强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及跨国间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监管能力。在三个监管委员会之上,还将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以便对三个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协调与指导。但是,英国不赞成赋予三个委员会“超国家的绝对权力”。为获得英国的支持,欧盟首脑会议文件对三个金融监管委员会的权力做了明确的限制,即不能损害成员国的财政主权和成员国各自监管机构发挥的作用。欧盟首脑会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在2009年秋季之前拿出具体的实施建议。其中可能包括:对在欧洲执业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严格的管理,包括美国的;要求所有在欧盟境内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金融公司,必须预留5%至7%的证券化资产,以便强化资产公司的风险意识,确保投资者利益和减少投资者损失。看来,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将在矛盾分歧和协调解决过程中逐步得到推进,以防止目前这类金融危机再度发生。

　　总之，欧盟经济尽管受到了这场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而且也许还会持续经历一段困难时间，但欧盟宏观经济框架条件总体说来依然是比较稳健、比较平衡的，加上欧盟在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人才开发等等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相信欧洲的经济前景也并不暗淡。

　　注释：

　　[1] [美国]P·J·欧鲁尔克：《亚当·斯密赢了》，刊于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2月11日。

　　[2]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09年10月。

　　[3] 资料来源：WTO Statistics Database Online，2009年9月。

　　[4] 《Tatsachen űber Deutschland, Societäts-Verlag，Frankfurt am Main，2008，S.80。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