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3-11-09
当今社会建设的影响力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更是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推到一个更为重要的关口。正是在应对现今众多的实际挑战中,曾经作为历史概念的社会建设,如今成为与十三亿人命运息息相关的现实概念。结合十八大报告,解读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时代内容,在把握当前社会现实背景下,探索如何进一步深化,推进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发展进程。这即是备受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与社会治理在现阶段亟须探讨的重点。本刊就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有关问题专访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先生。
一、新时代、新内涵、新要求
徐晓军(以下简称▲):郑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代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对您的采访。我们知道,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历史概念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前半期孙中山就曾提出社会建设这一概念。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初再提社会建设,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内容。您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再提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概念,其主要考量是什么?
郑杭生(以下简称●):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 0多年的发展和转型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特点,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理论实践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国经验”,若想用很短的篇幅来概括学术界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并不容易。在此,我主要从理论深化和实践创新相结合的角度,来对这个问题做简要的提炼与论述。我们今天研究社会建设,首先是要实事求是地揭示它所包含的新的时代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在这种战略和模式下,虽然也有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但主要依附于经济建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要处理的问题比较少,工作也相对简单。现在随着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原先不曾出现的社会问题,或者很少出现的社会问题,像人口流动增加、环境资源承载加重、财富资源配置不公等问题,经过多年积累,爆发出来了,把我国推进到了“矛盾凸显期”。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新增社会事务,更好维护公民基本权益,加强对社会秩序的干预等任务,就迫切地摆在了面前,提上了日程。
总的说来,社会建设的提出,和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是我们党积极应对我国进入社会矛盾、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会现实,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我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做出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它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高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建设理论的新的探索。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方面的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单独用一个大的部分来阐述相关的内容。相比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加快推进以改进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十八大报告第一次鲜明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战略思想,对于社会建设的思路更加清晰、社会管理的任务更加明确、创新管理的要求也更为迫切。您的理论研究也一直与现实社会发展的脉络紧紧相连。我想请您谈谈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在有关社会管理的各种讨论中,大家最为担心的是,当我们强调社会管理时,容易把社会管死,从而又陷入我国社会管理中“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历史怪圈”。这就尖锐地提出了如何使我们的社会有序与活力兼具的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建设要坚持三个“必须”:第一,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第二,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第三,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这三个“必须”指明了加强社会建设的重大作用、根本目的和基本途径。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连续多年强劲增长,但现在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很多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似乎经济增长与己无关,造成幸福感不强,影响居民安居乐业,这也就是您所说的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这种社会心态,既影响社会活力,又影响有序运行。这也意味着当前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正在寻求新的突破,从“无感增长”向“有感发展”转变。您如何解读十八大报告中有关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走向“有感发展”的内容呢?
●结合十八大报告内容,我认为其中的三个“必须”,很好地回答了如何推促当代社会从“无感增长”迈向“有感发展”,即指明了加强社会建设的重大作用、根本目的和基本途径。一是更加注重民生问题。作为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它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联系最密切、最直接。例如,作为社会建设重要内容的公共服务,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越来越成为老百姓生活不可离开、不可或缺的东西,这是从正向说的。从逆向说,作为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能够更好、更有效地处理民生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种种问题,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建设的六个具体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六个任务,指出了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要特别关注的领域,也就是社会建设前述内涵的主要外延和所指。同时,这也是大力改善民生的关键领域。报告还首次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十年翻番,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宣告,它意味着中国人创造的财富要成为本国人的福利,就要大量减少流向外国、成为外国人福利的那一部分。在作为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的社会保障领域,要实现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就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满足困难家庭基本需求。在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的健康领域,要实现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就要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求,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离开这些关键领域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加强社会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些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克服很多困难,破除很多障碍,做出很多努力,付出很多代价。
二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建设既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落实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力量,反过来说,社会公平正义落实不落实又是社会建设成效如何、成功不成功的衡量器和试金石。这是因为社会建设的过程,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的创新,也包括微观的社区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创新推进和落实公平正义,这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性所在,而落实的程度和效果,反过来成为对社会建设成效的实际检验。在社会学上,社会正义就是指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这里,公平和平等都能表达正义,但又是不同程度的正义。社会公平首先指的是一种客观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问题。这里,作为制度安排合理性的社会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获得的差别是合理的;社会机会对每个成员都是自由开放的,可竞争的。这样的安排,使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其次,社会公平还在主观上体现为百姓的共同认可、认同。这就是社会公平度、公平感的高低问题。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都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它在推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和分配的同时,也就是在具体地推进和落实社会公平正义,也就是把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社会制度和宏观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报告多处提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们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三是加强社会体制改革与创新管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化改革的科学规划与战略部署。其中,社会体制改革将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改革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关键点。社会体制改革是当前中国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的一场新的“社会进步运动”,其意义在于它将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完善,又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因而在当前改革发展中具有特别突出的作用和地位。社会体制改革将是最大的“改革红利”。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调整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的关系。十八大报告关于三大部门关系的表述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所包含的四个组成部门上。第一部分是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其中新增加了“法治保障”这四个字,强调社会管理必须依法行使,不能超越法律。这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法治保障着重讲的是政府组织;社会协同中的社会,既包含狭义的小社会,又包括作为第二部门的市场组织,是一个中义的社会。社会体制是社会建设的宏观架构,是资源和机会配置的体系化规制,社会体制渗透到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是关于权利平等、社会公正的顶层设计。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是当前社会建设的关键。其他三个部分也无不涉及三大部门的关系。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是要在深层次上理顺三大部门的关系,构建新型的三大部门关系,既避免它们各自的失灵—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以及可能的社会失灵,也避免它们关系上的越位、错位、缺位和虚位。
二、新问题、新风险、新挑战
▲我们知道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大形势下,现代社会中利益主体与诉求的多元化趋势,加上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来临,导致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想全面应对各种新旧问题,就要为当前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把脉”,也就是说,需要充分了解当前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现实背景特点。在您看来,当前中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面对的新形势有哪些特点?
●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是在整个社会的现代性变迁这一大背景下开展的,是针对社会现代性变迁所带来的危机和挑战而提出的。我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结构巨变,是现代性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股力量交织纽结而产生的现实结果。因此,分析时必须同时关照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质这两个维度。从这种视野来看,当前中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正面临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如何统筹兼顾多元利益考验着政府和社会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从全球视野来看,一般地说,当人均G D P进入10 0 0 -3 0 0 0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面对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这也是社会矛盾最易激化和恶化的高风险期。这一时期的不协调因素和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从本土特质来看,中国社会当前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相互交织加剧了社会分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社会矛盾几乎都涉及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我国当前多元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下,各主体利益诉求内容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诉求行动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诉求方式的竞争性和博弈性。这样的多元利益格局如何实现统筹兼顾,绝对不是简单的问题。
二是公众的权利意识迅速提升,如何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考验着政府赢得群众信任的能力。习近平同志强调“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然而,当前群众工作的难度已经大大提高了。从全球视野来看,自2 0世纪7 0 年代末8 0 年代初以来,福柯、利奥塔等一大批社会学家都意识到以个体意识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从本土特质来看,在中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机制无所不在的渗透,个体意识的崛起也是一个明显的趋势。随着群众权利意识的迅速崛起,他们对公权力不再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动不动就会与政府发生冲突。我曾说过:“现在我们许多干部都觉得治理社会比过去难多了。为什么难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信任的缺失。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老百姓信任,即使社会政策考虑不周全,也能弥补,有矛盾也好解决,大矛盾化解为小矛盾,小矛盾化解为和谐相处;反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不大的矛盾也难化解,小矛盾甚至被激化为大矛盾。这就是说,鱼水关系好办事,油水关系难办事,水火关系要坏事。所以,现在重建社会信任的问题,尖锐而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三是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如何应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应急管理的能力。从全球视野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高科技的应用,现代社会必然是充满风险的社会。而从本土特质来看,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风险社会的内涵更为复杂:一方面是来自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人类困境;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中国自身的社会转型带来的个体安全问题,包括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两个方面。
在当前,“现实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又集中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问题上。“未来恐惧”是指可能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威胁。目前我国社会处在剧烈变迁的时期,各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容易被激发,社会成员对风险的潜在威胁也很敏感。譬如,公共突发事件造成的恐慌,资源短缺引发的各种紧张现象,公共物品的涨价,个人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非预期性事件,以及个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等,这些潜在威胁都有可能降低安全指数,导致社会成员的“预期性焦虑”。如何应对以上种种社会风险,缓解“人类困境”、“现实困境”、“未来恐惧”等多重压力,给人们足够的安全感,是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四是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来临导致的双刃剑效应,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如何驾驭虚拟社会如何与时俱进创新能力。在信息化、网络化的趋势下,社会现象往往是“无形无像无痕”的,一些难以察觉的迹象可以快速扩散蔓延,发展成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这一过程也更难以预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各种失谐因素极易得到激活,形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目前,我国的微博用户已达3亿,网民高达5亿。网络使个人领域社会化,私人领域公开化,甚至使隐私领域公众化,一旦有违背规则违背公德的事件被曝光上网,就会触发网络上敏感而兴奋的神经,经过网络媒体的裂变式互动传播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送至每一个网络终端,形成网络社会现场围观,并很快造成失控局面。总的来说,信息化、网络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作为各种思潮汇集点的当今中国社会,在价值观多元开放的时代,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这种双刃剑效应更是如此。敢于用善于用,网络就能对社会生活起到积极的作用;不敢用、害怕用、消极防御,不会用、不善用、或用得不得法、不得体,它就可能对社会生活起到消极作用,甚至破坏作用。
▲从2 0 0 6年开始,您就相继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展开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内容一直是您调查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也有幸在2 011年夏天与您一同前往杭州进行实地调研,在调查中,对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建设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了更多的领会。您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所面临的四个方面的新形势,各地围绕破解这些新形势下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创新的难题,进行了大量各具特色的实践。可以说在实践创新中显示出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新趋势,您觉得当前的新趋势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正是在应对以上各种时代挑战和考验过程中,各地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管理实践,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五方面趋势,可以概括为“五化”,即体制复合化、方式多元化、手段艺术化、机制科学化、城乡一体化。
一是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体制问题是制约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各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都企图寻求体制上的突破。综观各地近年来的创新实践,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从行政力量的一元化管理或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转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我国过去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政府一家独大,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极为薄弱,甚至缺席,这导致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就社会管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和低效化,而且在社会冲突中把自身置于矛盾的焦点地位。就社区治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不仅影响了社区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与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背道而驰。兴起于西方2 0 世纪9 0年代的“整体型政府”理念,是相对于之前所流行的“碎片化政府”而来,其深刻内涵是“排除相互破坏与腐蚀的政策情境,更好地联合使用稀缺资源,促使某一政策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团结协作,为公民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服务”。构建“整体型政府”需要从机构、业务流程、信息资源、服务与沟通渠道等方面加以整合。
二是类型分化与分类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我们调查发现,在实际运作中,政府通常将社会组织划分为若干类型,对其进行分类管理。如深圳市将社会组织分为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文化体育类、促进就业类和维权类五种类型,对前四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民间养老服务机构是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对维权类组织则重点是规范限制其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社区的类型非常复杂,不同类型社区之间在人口结构、人际关系、资源结构、文化积淀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很难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来对所有的社区进行治理,更不用说把西方社区的治理模式简单移植过来。因此,分类治理成为我国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探索针对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治理方式。
三是刚柔并济与情理法兼顾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社会管理作为一种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本来就应该是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其中除了监控以刚性管理为主外,服务协调组织都是以柔性为主的。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燃点多、燃点低,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因此,要尤其强调刚柔并济。
四是信息化管理与网络化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在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在中国社会迅速普及的背景下,如何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进行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这一问题愈显关键。第一,如何应对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带来的挑战。对社会管理来说,互联网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不仅要面对现实世界,还要面对虚拟世界及数以亿计的匿名网民。近几年,随着博客、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中国社会已经快速步入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拥有信息发布权和话语权,政府稍有错误就会成为网友嘲弄、责骂的对象。而且,网络的匿名性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第二,如何利用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提高资源整合的效率,增加沟通的便捷性。如近年来,全国各地普遍流行“政务微博”。据统计,截止到2 012年8月,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各领域政府机构及官员微博已超过4 5 0 0 0家,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开微博是一个大趋势,这是践行阳光党务政务,增加政府公信力的一个有效途径,而且还能促使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使执政理念向执政为民方向转变,成为网络时代新群众路线的载体。
五是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城乡一体化。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和乡村是一种二元分割的格局,二者在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的趋势是朝着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在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方面,这种趋势也比较明显。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村庄和城市社区都属于基层自治组织。但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和农村在基层管理体制上有很大区别。随着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如何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比如北京市的“村庄社区化管理”试验,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找到了突破口,这一管理模式最初是在治安管理创新中提出来的。农村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使得既有的治安管理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如何进行管理模式的创新,以实现有效的社区管理,成了至关重要的难题。要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建立起能够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消解社会矛盾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还任重而道远。
▲您在前面廓清了现代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特有面貌,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社会在转型期多重矛盾交错影响的这一基本前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和新矛盾的出现。那么,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新特点与新趋势下,您对中国社会在发展中面临的种种挑战有何看法?
●我们的学术团队曾对郑州、广州和深圳、杭州的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发现并概括出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应对国内社会转型和国际社会发展的六大挑战:
一是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社会结构转型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流动加快和社会分化加剧,经济体制转轨则不可阻挡地引发人际关系疏松、传统联系减弱— —所有这些都从各个方面促进市场经济下陌生人世界的形成。“熟人社会”的分量渐次减少,“生人世界”的成分快速增长。于是,新的社会整合的需要、新的社会团结的需要、新的人际和谐的期待,越来越摆在社会和人们面前,陌生人的世界需要新的连接和整合,否则社会将成为畸形的社会。社会建设和社区建设,正是为了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社会共同体,在宏观上叫做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叫做和谐社区。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这个难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二是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社会建设和社区建设不仅要在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而且要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不仅要进行制度创新,而且要进行价值重塑。这是因为,意义共同性或价值共同性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对自己在社会中所获利益和所处地位自我赋予相似或相同的认知。现阶段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收入分配的不公正以及财富占有、资源和机会配置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性,相关的一些新制度和新规范尚处在探索过程。这些实际情形使得“意义共同性”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在这个快速变迁和明显分化的时期,社会越来越凸显出对于意义共同性的要求。社会成员在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性,其意义绝不亚于社会在利益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它触及到了在一个急剧变迁和分化的时代,“我们何以能够共同生活”这样一个核心难题,这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是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我曾在理论上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和罗尔斯等人的观点,现实上根据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给社会正义下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定义:社会正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这里,公平就是“合理的差别”。同时我认为,社会公平正义有两个维度,即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社会公平首先指的是一种客观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问题,社会机会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是自由开放的可竞争的。社会学上以职业为主要标志的阶层或分层则要求这样来安排:使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每个阶层的成员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改变自己地位和命运的机会。社会公平还在主观上体现为百姓的共同认可和认同,这是推动制度创新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动力。百姓认可的公平正义是上述意义共同性的最主要部分。
四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所谓民生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老百姓遇到的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从政府、市场和社会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支撑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推进,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新的贫困问题,形成了生活困难的社会群体— —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为我国的社会进步付出了主要代价,但是他们的生活改善不多,甚至更加困难。他们是上学难、看病难和住房难等民生困难的主要承受者。现实困境与未来威胁都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有关,都与民生问题有关。前者导致“现实性的烦躁”,后者引发“预期性的焦虑”,它们都会构成人们的后顾之忧,严重影响社会成员的安全感,降低社会安全指数。民生问题不仅是个人安全和整体社会安全的连接点,而且是和谐社会建设最基础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矛盾多发凸显最基本的根源,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能否大力改善民生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最切实而严峻的挑战。
五是在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挑战,我们已经指出,以往初级发展的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非常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不能不是一个持续的挑战。这一挑战涉及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和谐、生态环境系统与居住环境系统的协调,实现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的统一,城市快速发展与生活质量提高的统一,还涉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六是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领域,即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社会三大部门是社会发展主体,三大部门的构成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对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具有结构性前提的意义和影响极大。当前中国三个领域联动的社会结构和整合机制还没有很好形成。主要表现在:①三者的比例和力量大小还严重失衡;②三大部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情况还很普遍,这里主要是政府要正确定位自己;③ 经济上交往原则被错误地引进到公共权力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现象也很普遍;④由于社会缺位,第三部门还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还不能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减轻社会管理成本的作用。现在,面对多发和活跃的社会矛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果不从体制上和部门结构上解决问题,那么,政府“引火烧身”,把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的状况、疲于奔命和被动应对的状况,就很难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只有逐步消除上述结构性和功能性的障碍,三大部门各自才能成为良性的社会发展主体,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各自作用,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摩擦和相互抵消,才能为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结构和功能协调的部门结构,这不能不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挑战。
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
▲您对当今中国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及其主要趋势的分析,勾勒出新型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变迁,并总结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等众多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与此同时,您也高度关注实践创新,譬如您在杭州、深圳等地也进行了大量扎实深入的实地调查,包括您提到从中央到地方、部门到基层社区三个层次的实践创新与探索,这一系列的经验探索为中国社会管理、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等都提供了丰富而实用的养料。您能否就过去积累的调研成果谈谈,如何在实践中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
●自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提出以来,我国社会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都有很多创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增加了许多新鲜的内容。“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和部门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
就从下到上而言,和谐社区制度的创新是最耀眼的亮点,它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抓手和基础工作。我本人有幸对广州、武汉的社区建设作过比较系统的调查,对南京、深圳、济南、镇海、苏州、郑州等地社区建设情况也有所考察。各地的做法都有差别,但他们都在探索和创新。在这过程中,我接触了不少领导、社区工作者、城乡社区居民,与他们共享制度创新成功的喜悦,共同梳理其中的问题和教训,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也为自己的社会学研究汲取了许多新鲜的养料。
在中央、地方和部门与基层社区三个层次的实践创新和探索中,我的学术团队比较系统地实地调查了属于第二个层次的杭州复合创业主体或复合治理的经验、郑州推进城市现代化的三化两型实践,以及北京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下面介绍一下北京的大民政实践与杭州的复合主体经验。北京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对北京这个城市,我和我的学术团队在2 010至2 01年搞过实地调查,成果是《“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 — 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基础的“北京经验”》。两年前,“大民政理念”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民政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北京市各级民政干部的切实贯彻,受惠群众和老百姓的衷心拥护,也受到社会科学界的众多好评。两年多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民政的理念就是体现“民生为重、造福于民”这一本质的理念,大民政的实践就是贯彻“民生为重、造福于民”的体制创新探索。大民政的重大意义越来越得到显现。经过我们团队两次系统实地调查和分析研究,我把大民政的重大意义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大民政是大力推进现阶段中国特色现代民政的艰辛探索;是社会管理从原有体制转向新型体制的不懈努力;是社会成员从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夯实世界城市建设基础的北京经验的生动体现;是促进建构“国家与社会”新型关系的有力抓手。同时,这一探索和实践也最大限度地激发出社会活力,使北京成为活力、有序兼具的城市,达到了社会管理科学化的较高境界。
杭州复合创业主体或复合治理的经验。杭州市近年来开展的社会复合主体实践和各地开展的社区去行政化实践,构建社会复合主体是杭州市提出的城市发展的整体战略。其基本做法就是:在城市发展中,构建一个个由多个多层多界和多域行为主体联合或结合而成的复合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是社会运行和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大创新,是经济运行和社会创业机制的重大创新,是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的重大创新,是形成和谐社会主体建设的杭州模式。
在城乡基层为主的第三个层次中,我们系统地调查了郑州、广州和深圳、杭州的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经验。我国许多城市基层社会早就开始了对新睦邻方式和新睦邻途径的探索和创新。在这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做出了贡献的区、街、社区。这里提到的是一些带有关键性、转折性的区、街、社区。一是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道是探索这项工作的先行者和取得重大突破的代表。从1 9 9 9 年开始,他们规置了邻居节,以德为邻、以邻为善、以邻为伴,把一年一度的邻居节办成了街道、社区的一项制度性品牌。讲文明、树新风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也成为辖区单位和居民的一项自觉行动。通过加强社区睦邻文化建设,增进了居民之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推进了社区和谐与社会和谐。天塔街道这一创新性举措通过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区人民政府的支持,迅速在全区各街道社区全面推开并收到显著成效,也在更大的面上进行了宣扬推广。在对天津市河西区睦邻文化建设经验的推广以后,杭州、哈尔滨、南京、武汉、重庆、济南、深圳都局部或全部推开了“邻居节”或“邻里节”的活动,和谐社区、和谐街道、和谐城区、和谐城市的创建活动有了很大的推进和发展,也推进了这些地方既有活力又有序运行的局面。
二是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街道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系统化。随着社区睦邻文化建设在和谐社区中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加强,邻里节活动很快从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发展,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于2 0 0 8年4月在西安市新城区举办了“全国第三届社区睦邻文化建设高层论坛”,活动由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街道承办。1 2 6 个城区和街道在论坛上展示了自己开展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特别是西一路街道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六有”:有机构、有规划、有制度、有阵地、有队伍、有典型;“五主题”:相知、相亲、互助、互动、风采;“三抓”:抓参与面、抓结合点、抓影响力和“自然人与自然人的睦邻自、然人与法人的睦邻、法人与法人的睦邻”,有力地提升了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境界,大大地拓展了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三是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推行的社区“睦邻点”活动— —社区睦邻文化建设开始走向了群众化、常态化和可持续化。第三届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高层论坛,把全国各地社区睦邻活动推向了高潮,在丰富多样的社区睦邻活动中,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推行的社区“睦邻点”活动,极大地推进了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深入和发展。嘉定镇街道“睦邻点”建设的实践与探索,是社区睦邻文化工程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形式创新和内容创新,是目前我国社区邻里和谐的新亮点,代表了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新水平。
▲您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要真正具备与世界社会学平等对话的能力,尤其是要创建真正的‘中国学派’”等观点发人深省。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及理论流派的历程中,这些观点的提出,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把文化自觉进一步具体到社会科学发展及社会实践的层面。在您看来,中国社会学应当如何持续推进学科本土化、进一步深化“理论自觉”?
●我始终认为要更好确立自己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最好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要加强“理论自觉”。只有自身的学术发展了、强大了,自己的理论丰富了、成熟了,话语权也就会不断得以增强。现在社会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用“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站在“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高度,来看待、研究这一问题。社会科学表面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实际上是立场问题,这里的立场指的是民族的立场。这个立场可以判明当代中国在东西方比较当中、在全球关系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更决定着我们对未来寄予什么样的希望。近一百年来,尤其是“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经验被西方中心的话语贬斥到西方理论的注释里面去了。所有论文的理论都来源于孕育于西方,而经验材料却来源于中国,中国经验材料成为西方理论证明其正确与否的一个注释。这种情况将会被全盘颠覆过来,西方的理论要成为我们中国经验的参照,作为我们的注释。
我在论述“理论自觉”时曾指出: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我在论述“学术话语权”时还指出:学术话语权与理论自觉度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教学机构,基本上都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从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中国社会的被动转型中,在西学中学的对阵中,主动进攻的西学越来越占优势,最后占了压倒性的优势;这样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的世界格局中,欧美社会科学处在中心地位,垄断了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中国则处在边陲地位,在学术话语权方面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此后,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科学专家是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出身的。上世纪前半期的专家还有深厚的中学基础,他们出国留学回归后,很多成为学贯中西的一代。现在则出现了一代对中学知之甚少、处在文化断层边缘的社会科学专家。他们往往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边陲思维”,即对外国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拔高甚至神化,还自以为站在社会学的前沿,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不善于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精华用来分析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还自以为走在正确的路子上。现在确实到了大声疾呼“争取学术话语权,提升理论自觉度”的时候了。具体来说,社会建设、社会管理都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的关系。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从深层次说是为了理顺两者或三者的关系。必须指出,东西方在理论上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观点不同。在西方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可以看出,“国家—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的常态也是一个现实的困境。在社会学理论中,一些代表人物,如哈贝马斯、布洛维,一些理论流派,如后现代主义者,都在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的前提下,理论地描述了两者那种尖锐的对立关系。让国家(政府)走开,也让市场走开,即“公民社会”、“能动社会”,来主导整个社会的秩序。后现代的一些代表人物,强调社会自身的差异性、多元性、裂变性以及无序、冲突和对抗。他们认为国家以全面性制度生产出强大的行政力量,对社会实施严密的监控、干预和训诫,对社会生活、公共领域和个人事务不断进行侵入和压抑,造成了社会领域的销蚀和颓败。
上述观点中同样内含了解释的排斥性:国家、市场为一边,社会则为另一边。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则完全不同。无论是钱穆的“四民社会”概括还是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述,都表明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西方理论中所界定的那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相反,国家与民间的理想形态是融合一体、上下整合,而非相互斗争、彼此消解的。19 4 9年后的3 0年,中国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把市场和社会都消灭了,一切由国家来主导。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在实地调查中,处处都显示,在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是在处理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运行着。这里,我们也看到“国家与社会的尖锐对立”这种在西方也不被完全实行的框架,我们更需要以“理论自觉”的精神,加以批判反思,尽快地跳出来,避免在西方理论框架的笼中跳舞。
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是一项方兴未艾的伟大实践,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背景,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分散的经验材料提升为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形态,为其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这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使命。反过来,中国社会学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对学科自身发展极其重要的新鲜经验,切实抓住中国社会变迁赋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遇和挑战,实现“理论自觉”,把握学术话语权,从而使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之树常绿常青,为我们的时代做出相应的学科和学术贡献。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