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主要国家工业化时期，在资本与劳动关系方面，总体上长期不利于劳动；但从工业化后期开始（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分配公平与社会正义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渐见到成效，但其发展进程不是线性的。

　　第一，考察一下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性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说，工业革命前，社会经济关系稳定，但这是一种落后状态的稳定；工业革命实现后，社会经济关系重新归于稳定，这是建立在高一级层次上的相对稳定；而在工业革命本身过程中，这是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社会经济关系通常不大稳定，且总的来看对劳动者不利，工资趋近于保持在或接近于贫困生存线的水平。英国工业革命观察家普遍认为，工业革命总是以低工资和富余劳动力为特征，廉价且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本身在工业化进程中起着促进作用。在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19世纪上半叶，欧洲主要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大都呈下降的趋势。在1799—1849年50年间，从英国与机器生产相联系的工人工资下降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趋势。法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20年中下降了 15%—20%。德国的资本家和容克地主阶级，为增强他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把工人的工资压得特别低，1865年德国工人平均工资比英国低38%，比法国低20%。

　　19世纪中叶伦敦，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只有 1/3的工人能充分就业，1/3只能半就业，1/3失业，总就业率为50%左右。即使自19世纪中期开始工人日益组织起来加入工会及其不断加强斗争，在1810—1900年近100年间，英国棉纺工人和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也不到一倍。

　　第二，为什么存在这种长期不利于“劳动”的情况，我们首先可以举出一连串的实证性理由。例如总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巨大增长，劳动力供给充裕。英国人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时为740万，到1850年（英国工业革命初步实现的年代）为2090万，英国工业化所需的追加劳动力，主要是通过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爱尔兰人的大量移入来满足的，而直接来自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约只占1/5（绝对数约为110万人），被排挤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向海外北美等地移民，这一特点似乎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妇女和儿童同成年男子争夺工作，例如，到1839年，在英国棉纺工厂 42万名工人中，有 19万人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3万人是妇女，另有不到10万人是成年男性；雇主、有产者、企业家权力日益加强，他们不仅掌握着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权力，而且政治权力也渐渐落入他们之手，加上政府强制，市场被人为地塑造成不利于劳动者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工人一盘散沙，工会力量开始时相当有限，一直到 19世纪 40年代，工会还“不过是熟练工人贵族反对非熟练工人大众的一种体制”，是造成工人队伍内部争斗的工具；还有，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经济周期而剧烈波动，“劳动”是经济危机痛苦后果的主要承受者；有效运转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用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此外，社会其他阶层（包括农民）对工人的看法，更使工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写道：“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激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在农民的想象面前把社会主义工人描绘成侵犯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市民就能使得农民把社会主义工人想象成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想象成设法抢夺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城里人而怀疑和憎恨他们。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这段论述主要说的是对做工者极为不利的社会氛围，它长期贬损着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沉重地压制着他们的应有权益和诉求。

　　对欧洲主要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发展演变作出深刻理论阐释的也是恩格斯。对此，他在《反杜林论》中有一段极其精彩的描述。他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多半已经过时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恩格斯的这段话告诉人们，每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过程都需要时间，并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会随着他们经历处境的改变而改变；社会经济矛盾的逐渐暴露、激化，导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日益广泛和深入，而缓解这些日益激化了的矛盾也需要时间。到19世纪末，欧洲社会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资本与劳动关系慢慢开始调整，这绝不是偶然的。

　　第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相对的分配公平与社会正义开始日益受到普遍关注，这并不是“资本”本性“改恶从善”的良心发现，而是经过一百多年工业化发展已使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的结果。“欧洲现代经济”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这个“资本”，在工业化过程中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张。在这一扩张过程中，“恶”作为资本的本性得到了露骨的体现。资本的“恶”性是它全部能动性的基础。但恰恰正是资本的这个“恶”，使人类跨进了一个新时代：它把劳动力变成商品，把货币变成资本，把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变得比奴隶制和农奴制“先进”，使之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还有利于为未来更高级的新的社会形态创造要素。虽然如此，欧洲主要国家工业化时期资本与劳动之间内含的那种冷酷关系毕竟是不可能长久为人们所容忍的。1867年英国顶富的2%最高收入者占据了全国国民收入的40%。到工业化后期，调整这种关系已势在必行，且也具备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中，笔者认为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表现是逐渐改变了此前的无组织的劳工对有组织的雇主的极不对称的“对阵”状态，形成了现在的有组织的劳工对有组织的雇主的新局面，这使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走上了更高的层次，使雇员和雇主的社会地位、力量对比发生了比过去稍稍有利于雇员的改变。在这方面，德国的例子最具代表性。自北德联邦于1869年颁布《工业法典》承认自立工会合法开始，一系列国家级工会组织迅速地得以组建成立。到1895年时，这些组织的成员才有33.2万人，只占非农业劳动力总人数的3%还不到；但自那时以后，工会组织得到了跳跃式的迅速发展，1900年工会成员已超过 100万人，1914年达到300万人，占非农业劳动力总人数的15%，1922年达到顶峰920万人，占到非农业劳动力总数的近50%。期间工会会员人数虽有起伏波动，但工会组织的重要地位显然已经确立。例如，由工会与雇主协会通过谈判而达成的集体协议所覆盖的工业劳动力人数1914年时为140万人，约占工业劳动力总人数的 15%；而到了1931年，相应数字为 1200万人占75%。工会组织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工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它们为雇员争得了改善工作与生活条件的权益；并且通过谈判，使劳动力市场管理也得到了改进，各行各业的雇员工资在地区之间、工种之间、技能差别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此外，还有助于维护社会公正，自立的工会组织也不只是为雇员谋取更多更大的权利，它们也十分重视教育工人要遵纪守法、承担责任、提高知识技能，帮助工人们把自己融入到工业社会当中去。工会组织的这些工作，对维护当年和后来德国社会的相对平衡起了重要作用——尽管不时地被危机、革命和战争所暂时中断。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