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于人的定义或本质的讨论中，唯物主义阵营有两个对立的理论判断，一是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另一个则是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的观点。随着资本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人被异化成为机器，使其在某种程度上趋近现实。马克思曾说的人的类本质以及人的社会关系都随之受到挑战。更为甚者，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是人”的可能性也将呈现。

作为工具的技术

　　马克思认为，一切人类生存和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产需要，科学技术首先作为劳动中的工具而出现。在马克思那里，人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现实性存在。劳动实践是人发展的本质需要，实践构成了人的生活方式，科学技术是人为了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实践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

　　马克思从人的劳动实践出发，认为人的类本质是所有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提道：“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工业，即技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工业是人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机器作为其载体表现为人的劳动工具和中介，其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人为了满足自身生产发展的需求，使机器逐步发展成为生产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生产资料。人处于主体地位，机器处于客体地位，机器在此时是提高生产效率、解放生产力的存在。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此时，所有新技术的发展还仅仅作为人的生产工具的发展，科学技术被纳入生产活动，技术革命对生产力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是人类追求自由活动的一种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实践活动。

作为机器的人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技术与资本互相缠绕，进一步被资本捆绑束缚，科学技术可以影响和作用于特定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甚至科学技术的物化产物——机器也成为了同剥削者一起剥削劳动者的事物，而非实现人的解放的手段和工具。技术变成一种具有自主权、相对独立的自主力量。马克思曾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科学张扬了工具理性，却屏蔽了人的生存意义，人陷入了对技术的依赖，异化劳动、人的异化以及技术异化并存。人的劳动不再是无可替代的，人的自我意识领域和现实生活同时发生异化错位，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

　　自我意识领域中的异化是由生产领域蔓延而来的。在生产实践中，技术由工具变成了资本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导致我们越来越奴隶化、物化和非人化。这里技术异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技术在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方面存在极端化的发展情况——科技与人文相分离。技术和劳动不再是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的工具，不再蕴含人文精神，相反其中更多的是物质财富和资本逻辑。这就意味着，技术加剧我们异化成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高级动物，人逐渐趋同，亦即人被片面化为单向度的人。

　　现实生活中的异化是随着科技融入生活实践发生的。虚与实原本是二元对立，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技术消除了虚与实的二元对立。人们认知的主要来源由亲身经历或感受转变为大众媒体或虚拟世界，虚与实的边界在这时被模糊。人类进入了由符码组成的“超真实”世界，真正的真实逐渐模糊消失。对虚与实的融合的质疑就是对“何以为人”的疑惑。“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人的社会关系变为虚拟的、机械的、单向度的，那么人将被机械化的生产异化为机器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对此都有所批判。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质进行追问，认为现代技术已经变为一种“限制”束缚着人们。马克思和马尔库塞都是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以人的异化为基础，最终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标。马尔库塞从人的抽象本质出发批判技术本身，而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认为异化劳动也就是人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技术异化的本质其实是资本对人的统治，因此技术使人非人化。总的来说，技术原本作为人改造自然的工具而存在，但如今逐渐异化成为人的目的，原本劳动实践中不可替代的自我意识与个人现实需求也都逐渐被技术异化模糊，人的活劳动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不再是不可替代的，不再是人创造机器，而是机器创造人。

作为人的机器

　　在工业革命时代，人对机器的依赖程度较低，仅能替代人的部分劳动。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人们的大部分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依托智能手机、电脑等机器来完成，思维通过机器表达传递；智能手机成为比人脑更好的记忆储存工具；面对问题，个人知识体系指导下的理性思考逐渐转向机械的网络搜索；人的活动都依附于机器之上，算法在某些方面比人更智能，机器和网络联结起来成为第二个人脑，变成意识活动的场所。人全部的生命活动伴随着机器的活动而进行，并逐渐被机器所取代，智能机器已经成为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所在。马克思指出，一个物种的存在方式就在于其生命活动的形式，“人是在利用工具积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的生存的，因此，实践构成了人类的特殊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即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若当“赛博格”到来时，机器和人工智能成为所有物质生产的实践者，成为可以脱离人的独立存在；而人成为被机器统治的工具，被彻底异化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人再无生产实践，人的世界是否还有意义可言？

　　在人的存在论问题上，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但这仅是一个逻辑论证。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重点是人的生存，只有经由作为存在者的“人”才能通向“存在”，人的存在就是生存。赵汀阳认为“我行故我在”，“我行”才是“我在”的存在论证明，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去做了某种行为（to do），人是因为行动（to do）才有了意义。马克思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在实践构成了人的生活方式、实践创造世界的前提下，当机器完全代替人完成全部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时候，人的“有为”（to do）缩减到最小，世界不再是由人所创造的，那么人的存在也就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人不复存在。属人的世界也将消失，世界以及人的意义开始消解。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科技单向度的极度发展，最终走向可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人的消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指出通向理想社会的具体实践途径和方法是什么，但显然技术的单向度发展并不能达到“自由人联合体”。工具技术的性质取决于社会制度与应用，社会应用的适应性成为思考的关键之所在。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