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逐渐变革，促进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需要研究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中国底色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等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是指能够观照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发展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底色，是指立足中国国情、历史文化和中国道路，以中国视角、中国逻辑和中国框架谋划中国经济发展、展开中国经济叙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事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这决定了必须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核心要义。这3个方面相互联系、各有侧重，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完整面貌与核心范畴的重要切入点。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会随着人类所处国度和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又结合新时代语境和中国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具有观照时代的特征，都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以厘清观照时代特征为切入点，探析因时而变的基本规律，有助于科学认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

　　1.观照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社会形态、相同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往往有着不同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多层面、立体化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境况。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这种“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就是指“陈腐可笑的中世纪残余直到1830年还束缚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当还需要同这种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德国的这一情况，折射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的社会主要矛盾，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关注和解答“如何提升生产力水平”的时代之问。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落后的社会生产”已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概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新时代的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供给侧与需求侧等方面；发展的不充分性主要表现在创新能力、经济治理能力、实体经济基础、城市化水平等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党和国家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也要随之改变。为此，党和政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和分享经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同富裕，这些举措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影响，就是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观照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研究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新的时代问题。

　　2.观照经济发展目标的深刻变化：从“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到“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奋斗目标。在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上，二者又有一定差异，这反映了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经济社会建设逻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中，社会主义脱胎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就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所观照的经济发展目标。这一经济发展目标遵循的发展逻辑是“追求经济尽快增长”，主要探讨的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增强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奋斗目标则从“追求经济尽快增长”转向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别聚焦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问题，全面反映美好生活的实现过程。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步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城乡差距，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二步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其主线是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满足人民群众在收入、就业、环境、消费等方面的利益诉求。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选择的主体、利益的主体。”这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照经济发展目标深刻变化的充分体现。

　　3.观照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深刻变化：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

　　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指资产阶级驱动的世界市场体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对于英国来说，其他一切国家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是其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处于资本主义时代关口。新时代的中国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与马克思恩格斯论及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发展动力和时代旨趣虽有不同，但在指向与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当前，我国出现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共进、产能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虚拟经济倒逼实体经济等客观现实问题，迫切要求建构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处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代关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那么，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虽然离不开交通运输、通信工具等技术革新的推动，但主要是依靠扩大生产规模和销路等要素驱动。“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当下中国，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调整，引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从过去依靠要素驱动扩大规模销路转向依靠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使创新驱动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动力”。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才能赢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竞争优势。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经济、区块链等新科技不断发展，助推中国经济实现新跨越。为了实现从“并跑”到“领跑”的转向，必然要求将新时代经济建设成果内化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并升华为制度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照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刻变化的体现。

　　近年来，理论界对“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讨论与争论颇多。笔者认为，“西方经济学中国化”暗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化的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西方经济学，“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否定或排斥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的规律性内容，更没有否认西方经济学中存在一些合理内容，而是强调立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道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批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来“为我所用”，实现质上超越，推动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话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反而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底色”。

　　1.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观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既有共同的研究话题，也有质上不同的观点。二者共同的研究话题，主要体现在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内容。比如，都探讨如何发展生产力、追求经济治理效能提升，探索如何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认可存在价格机制、供求规律、经济周期规律等，并形成一些共识性观点。对于共识性观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态度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放眼全人类利益，凝聚普遍性共识；对于差异性观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态度则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一是批判和摒弃市场运行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供给经济学理论等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利益偏向性”的观点，摒弃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劳动价值论、公有制的内容，摒弃其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的观点，批判财富分配规则和经济霸权主义等；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金融、贸易、产业、股份制、企业管理等的合理观点。

　　从当前中国情况来看，西方经济学对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思成果，具有一定借鉴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如何批判和借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对资本主义弊端的反思成果，指出：“他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当前，保罗·罗默、科斯、魏伯乐、丹·希勒等学者的反思成果，也值得深思和借鉴：第一，批判借鉴内生性增长理论的反思成果。Romer反思和发展了内生性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学的关注点应从土地、资本转移至人与技术创新，这对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注意摒弃内生发展理论的技术创新路径依赖，转向重视推动技术、人才、文化、体制机制等的全面创新。第二，批判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成果。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提出“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等反思性观点，这对我们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具有启示价值。新制度经济学推行的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倡导的自由放任等观点，则被摒弃。第三，批判借鉴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进行反思的成果。魏伯乐等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极端私有化现象”，虽然还没有上升到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层面，但关于推动企业改革创新、缩小社会贫富分化等观点，对我们认清并摒弃全面私有化的错误思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第四，批判借鉴数字资本主义的反思成果。丹·希勒等批判数字资本主义背后的资本逻辑与监视逻辑、数字鸿沟与数据壁垒，指出数字资本主义的实质是数字帝国主义，这对我们应对数字帝国主义新型掠夺、发展高质量数字经济、构建数字空间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丹·希勒等关于技术乌托邦主义、数字拜物教、新无产阶级去革命化等观点，则应该摒弃。此外，西方经济学对生态资本主义、去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危机等反思的成果也具有一定的批判借鉴价值。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

　　2.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工具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主要包括理论模型、实证分析、定量分析、边际分析、制度分析、结构分析、数学分析、观察实验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些内容，既有批判，也有借鉴：一是批判借鉴了实证分析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法是“虚假的价值中立”，其“假说”“假设”和“预测”难以脱离主观价值倾向。在此批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人民立场、规范分析等融入实证分析，综合运用观察实验、证伪主义、理论模型等方法和工具，剖析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二是批判借鉴了数学方法，主要批判了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分析法过度突出工具理性，以合理的可计算性原则物化了经济形态，呈现出显著的拜物教属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没有过度依赖数学模型，也没有滥用数学原理，而是强调在保持科学性的基础上，借助于统计学原理、数学公式或函数，融入价值性原则，分析收入、物价、通胀等事关民生福祉的具体问题。三是批判借鉴了制度分析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了西方经济学制度分析方法的个体主义原则，以及其在论述整体的时候无法给出个人交易的收益来源、风险来源、认知动机等微观基础。在批判的基础上，从整体主义出发，灵活借鉴以经济制度作为研究经济增长主要内容的方法。比如，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的角度，分析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密码。

　　3.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

　　在一段时期内，有个别学者高举“国际化”和“与世界接轨”的口号，痴迷崇拜西方经济学的各类学说和话语体系，力图用其来阐释和分析中国经济领域出现的各种现象，并试图“改造”和“创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主要诉诸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与现象，阐明中国经济奇迹的精髓和特色，以跳出“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在与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交锋过程中，党和政府注重建构和宣传“共享发展”“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等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话语。当然，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并不意味着中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没有交集，而是借鉴和改造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来“为我所用”。这种“为我所用”，不是泛用，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考虑到国情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差别。比如，在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中，“中等收入陷阱”是用以描述发展中国家经济停滞、动力不足的经济现象，更多是侧重于工具理性，其“跨越”与否以物价指数、基尼系数、通胀指数等为测算标准。中国在“中等收入陷阱”话语表达中则融入了价值理性、精神衡量（幸福感受）等要素，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优势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撕掉所有制标签或提倡“所有制中性论”。对此，卫兴华批驳此种观点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偏离了宪法，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脱离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仍须关注社会主义本质属性问题，这是事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当然，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不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管理理念和方式，而是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成果，明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义。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主要包括7个方面，这7个方面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更是彰显其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显著标识。

　　1.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其最本质的特征。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从2012年提出“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到2015年强调“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再到2018年提出“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直至2022年着重强调“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其论述是不断完善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当前，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是要发挥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发展全过程，从而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化解和防范风险挑战，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只有在党强有力的领导下，才能研判和分析客观经济形势，制定推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健全和优化经济运行机制。

　　2.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经济社会发展。它既承认经济活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又承认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认为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规制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既注重理论指导作用，强调解放思想，把理论应用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又注重实践的创造作用，强调实事求是，以现代化经济建设实践检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真理性；既强调从全局层面对经济运行进行整体性研究，又重视从局部层面对经济现象进行个案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发展的角度研究经济制度，主张经济制度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上必须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从本质上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理论。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至高位置，真正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群众需要。西方经济学回避自身的“阶级属性”，鼓吹自己的经济学说是“超阶级”的，是为各阶级的“共同利益”服务的。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维护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的学说。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还要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4.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引导多种经济成分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引导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尤其重视正确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其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进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破了“所有制教条”的桎梏，认为在当今经济社会大背景下，没有绝对对立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而是“有机统一的”。但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着重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换言之，它既强调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强调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最大限度地激活生产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出发，统筹协调了宏观要稳和微观要活的关系。

　　5.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基础上优化多种分配方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坚持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社会保障性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它既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思维，创新性地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等观点，还着力“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使之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初次分配中，以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为基准，强化效率导向，确定劳动报酬的合理比例。在再分配中，强调社会公平原则，充分利用税收、行政法规、转移支付等方式建构确保社会公平的兜底机制和补偿机制。在第三次分配中，更加注重社会公益、慈善的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设计的这种分配方式，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提倡的“三位一体”的要素分配理论，而是强调“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以及社会生产资料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6.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政府作用相结合，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把市场作用万能化，而是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了市场失灵的原因，不断完善市场要素分配机制，激发市场活力，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向好发展。“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政府在坚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正确定位自己的服务型职能，加强政策引导和法治规约，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过度迷信市场的自平衡功能，政府作用的强弱视市场而定，政府干预也被限制在很小范围内。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把“政府与市场”当作资本增殖的工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更好结合，“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7.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全球经济正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坚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全球经济正义，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它以广阔的全球视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我国经济发展融于全球经济体系大调整、全球经济对话大发展、全球经济治理大变革的潮流，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加深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互动。它创设平等、包容、开放、共赢的新型全球经济关系，强调国际合作中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它摒弃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把“经济理性”当作“经济正义”，回归了“全人类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本价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推动建立和完善多边经济对话体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经济援助，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是真正的全球经济正义的守护者理论。

　　四、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符合新时代特征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观照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在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的基础上，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以及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蕴含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现等核心要义，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深入研究和科学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中国底色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等重要问题，有助于准确理解其核心范畴和内在逻辑，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刘爱莲，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