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取得辉煌成就、昂首阔步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不断获得强大生命力并焕发真理的力量。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1]他不仅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完成其根本道理、基本学理、深刻哲理上的论证，而且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时代发展和世界变化中加以理解和掌握，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为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引领，而且为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提供了光辉典范。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明确提出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全党率先勇敢举起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机会主义错误的旗帜，在开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道路的同时，也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为党持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

　　1. 毛泽东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如何认识、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各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原则性问题。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P664)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而不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告诉人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从而也指明了人们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早在创党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3](P78)实际上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问题，也体现了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具有的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独到之处。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在面对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错误倾向时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4](P111)并强调，“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P111)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当时盛行于党内和红军中的“本本主义”的错误倾向，从而也创造了党在日后真正冲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前提。面对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转变，毛泽东向全党特别提出要结合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认为党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就必须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4](P264)而只有培养造就“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4](P277)的干部和领袖，党的组织才能不断扩大，才能更好担负起领导抗战的历史重任。他在抗日军政大学演讲《实践论》时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4](P292)在这里，毛泽东把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上升到认识与实践、知和行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高度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这一中国革命的特殊阶段中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特殊问题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2. 毛泽东是注重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的典范

　　准确把握国情是党制定正确战略策略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身体力行的原则。早在20世纪初，毛泽东组织当时湖南青年赴法国留学，而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他在解释原因时明确表示：首先，“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其次，“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再次，“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2](P54)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要了解世界首先要了解中国的认识。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解决对于中国国情特殊性的认识。党的二大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学说的指导下，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因而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这一时期，毛泽东始终关注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主观力量的组织和发动，始终注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的深入调查和了解，揭示了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教条主义逐渐发展并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极大地阻碍了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正确方向的发展。恰是在此期间，毛泽东成为全党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4](P47)著名论断，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提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4](P79)的观点，正是在深刻反思大革命时期党“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惨痛教训以及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都是拿枪杆子起的”这一革命对象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时期，针对一些人提出的“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认为，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一国情认清楚，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信心不足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强调，“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4](P98)。据此，他提出，“朱德毛泽东式的、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4](P98)的路线及其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并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P115)然而，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致使党在这一时期还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际，导致革命一次次地遭受失败。遵义会议在纠正“左”倾错误军事指挥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红军战争战略战术，进而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准确判断和把握，为党在后来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正式提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5](P633)这一重要论断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3. 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必须着力掌握“为什么要结合”“怎样结合”以及“谁来实现结合”等基本理论问题，这就要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增强历史主动，紧密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对于当时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共产国际和党中央指示的倾向，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批评那些认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想法的同志，“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P115)在毛泽东看来，党只有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主动接触中国革命实际，努力探求中国革命规律，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真正结合。遵义会议特别是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紧密结合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和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革命实际，先后从政治、军事和思想上逐渐纠正“左”倾错误，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基本形势特点时所持的政治主张，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同时也指出了国民党蒋介石破坏抗战大局的必然趋势，保证了党在后来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斗争学说系统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主要形式、战略战术等不同于一般战争的特殊规律。他明确指出：“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4](P186)在他看来，“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4](P187)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站在思想路线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点进一步揭露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思想根源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主观与客观相割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彰显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依据，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及内涵要求的凝练、拓展和深化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毛泽东结合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共两党的斗争特点以及党的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一步深刻阐述了应该怎样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怎样认识和反映中国国情和实际、怎样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等问题，并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从而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独特内涵。

　　1. 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整体性升华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体系与崇高价值体系的统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在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5](P533)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而“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5](P534)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5](P651)即把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成为改变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社会面貌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既反对了从书本出发、以为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教条主义态度，也反对了轻视科学理论指导作用、满足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的经验主义态度，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与辩证法，从而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以这些认识为基础，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进一步要求全党改掉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转而树立起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这种态度要求“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7](P801)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7](P819)在他看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是灵丹妙药，“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7](P820)在《反对党八股》中，他尖锐讽刺和批判了革命队伍中某些人作宣传工作时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搬来一些革命词句、言之无物的八股文风，认为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7](P833)毛泽东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论述，真正从理论本质的层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思想武器的地位作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达到了新境界，实现了从真理到价值、从历史到现实、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性认识跃迁。

　　2. 实现了对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认识的整体性升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既包含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和规律的自觉探索，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既拥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还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明古国。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在同欧风美雨的思想交锋中却总是处于劣势，以至于文化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等否定中华文化的主张大行其道。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5](P534)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也累积了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封建糟粕。在毛泽东看来，“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5](P707)而对中华文化实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要依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既帮助中国人看清了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使中国人的精神从被动转为主动，还为中华文化赋予了科学性和先进性的内涵，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华文化互动结合中深植于中华大地。毛泽东讽刺那些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是漆黑一团的党员是只会“言必称希腊”，而“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7](P797)他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7](P797)“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7](P23)使马克思主义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联系起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方针。即是说，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之转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而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3. 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背景认识的整体性升华

　　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发展和时代变化大背景下加以把握，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策略的重要前提。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要经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步骤，其中第一个步骤已经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特点，原因就在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5](P667)在这一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在这个“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5](P669)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获得的每一步发展，都不能不带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色彩。在这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程的引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现阶段革命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联系和区别，就都成为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必然要求。而毛泽东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则无疑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融入了时代性的意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相一致，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在实际上也得以同步实现。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8](P1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要求的提出和实现，都不是偶然的，都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相适应。伴随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伴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正确方向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特别是通过学习党的历史、整顿党的作风，党的七大正式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进而极大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抗日战争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最终“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9](P8)“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9](P14)为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紧密结合中国新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必须说明的是，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却很少使用这一表述，而多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提法代之。究其原因，当然有对苏关系的政治考量，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道理、基本学理、深刻哲理的认识尚未完成。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年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多年来的发展，党在不断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郑重提出“两行”“两化”“两个结合”等重大理论观点，揭示了党领导中国社会革命不断取得胜利并在社会革命中努力实现自我革命的理论动因。这些重大理论观点，饱含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道理、基本学理和深刻哲理的思考和论证，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接力探索的集中体现。

　　1. 毛泽东为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道理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颠扑不破的根本道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0](P350)这一经典论述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内在统一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8](P14)这一重要论述则进一步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理论成果之所以能够回答中华民族之问、中国人民之问、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的根本原因，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并通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融入党的科学指导思想，进而引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前进。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就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中国伟大社会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实现；而没有毛泽东开全党风气之先，首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会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更不会产生为后来实践所证明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因而，理论和实践创新越深入，就越需要关照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思想认识，以此为基础，方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事业行稳致远。

　　2. 毛泽东为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学理作出了重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标注党的指导思想内涵意蕴的一个核心概念，党对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强调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而非抽象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到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上同时使用“民族化”和“中国化”两个概念并向全党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6](P391)到后来鲜用“民族化”“中国化”等表述并以“相结合”表述代之；再到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著作普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等论述，充分体现了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学理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党对自己指导思想内涵意蕴的认识不断走向更大的自觉和自信。其中，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内涵的基本理解，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学理及其思想史的前提，奠定了从指导思想层面的政治性要求到学科建设层面的学术化探讨和学理性把握的重要基础。

　　3. 毛泽东为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哲理作出了重大贡献

　　学哲学、用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看家本领。毛泽东在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之前，曾写出《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实践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基础，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问题，突出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精辟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并提出了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著名论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系统，从认识论方面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哲学论证；《矛盾论》则以矛盾特殊性为基础，阐明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形成了分析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论系统，从辩证法方面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哲学论证。“两论”不是简单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需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研究与运用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以“两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锐利武器，也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锐利武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先后写下《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经典名篇，精辟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诸多重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比如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思想，防止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向群众寻求真理的思想；阐述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辩证关系，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要自觉把握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等等。在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重视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再强调要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并将之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加以理解和掌握，进而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哲学基础，为后来党在新时期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奠定了牢固的哲理基础。

　　毛泽东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特别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等一系列重大基本问题作了较为系统地阐述，奠定了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道理、学理和哲理基础。党的二十大提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我们将面对着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困难风险和新的课题，迫切需要党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新的回答。站在新时代新的历史起点上，认真回顾和思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贡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既有其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又有其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就一定能在21世纪取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胜利！

　　（作者简介：田克勤，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泽强，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