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但要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就必须实现其中国化时代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对于第一个“结合”，学术界已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第二个“结合”，尚须进一步探讨。系统而清晰地阐述第二个“结合”，需要从“为何必要”“何以可能”“认知基础”“如何生成”“成果意蕴”等维度加以分析与考察。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近代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需要相契合。

　　中国新式革命成功急需科学理论的指导。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的70多年里，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尽管付出了无数血的代价，可是包括武装斗争等在内的各种救国方案并没有取得成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中国革命为什么总是不能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因为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组织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才有可能确立正确的革命方向和目标，才有可能凝聚起革命的磅礴力量。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对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众多所谓“主义”“理论”的探索、试验和比较，最终择定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

　　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不能采取“拿来主义”。一方面，作为有着特定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体现历史特点的历史科学和理论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理论的经典论述中，对中国革命做出直接论述的内容并不多，而且经典作家关于中国革命内容不多的论述中，并没有涉及中国为什么革命、中国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等具体问题。由此可见，很难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国度进行革命，必然会遭遇到经典作家所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复杂问题。尽管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在于其能够包治百病，而在于其能够为我们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毛泽东对此阐述说，我们“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即是说，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习和掌握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最深刻地认识到并且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领导人。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反思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具体表述虽然有变化，但其基本内涵没有变，并且毛泽东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毫无疑问，这里的“民族的特点”“民族形式”就是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正如中共中央就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决定所说：“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具有强烈的理论创新意识，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同样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曾经指出：“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独特的时代特征，同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任务。因此，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具有高度理论创新自觉意识的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遇到的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来解决。基于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要求，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理论，对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时代转化问题也有着深刻认识。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传统文化时代化”的科学概念，但是在其诸多论述中都表达出要将传统文化时代化的思想。传统文化历经朝代更迭和社会发展，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这就是说，要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改造旧的脱离时代的文化成分，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时代化要求的新东西。“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不可抵抗的规律。”传统文化自然也需要新陈代谢、推陈出新，不断丰富自我、发展自我，其中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渐被“代谢”，并与新的时代特点相结合转变为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化内容，从而实现其现代化转换。传统文化就是在每一次的“新”与“旧”的更新代谢中得到不断发展，实现时代化的转化。

　　作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战略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二者为什么能够相结合?二者相结合具备哪些内部要素和外部条件?对此，学者们还没有达成共识，这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二者相结合的内部要素来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基础性因子是二者具有内在契合性。客观地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产生背景、阶级取向、任务目标、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性。然而，五四时期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唯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体现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首先，二者在价值理念上具有契合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根据。例如，社会建构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如何处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群体取向和集体本位，强调个人服从家族和国家。马克思主义提倡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统一起来。尽管二者有本质区别，但在注重“集体”这一点上又有形式上的类同。再如，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社会理想。这一社会目标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也有呈现，尤其是康有为撰写的《大同书》，提出了“无邦国，无帝国，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这一大同理想与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社会主义以至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其次，二者在思维方式上具有相通性。思维方式在文化系统性建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独特的逻辑组织功能，提供二者会通、融合的学理支撑。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朴素的辩证思维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影响广泛。《周易·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一哲学命题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朴素辩证法思维与关于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分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维有诸多共性。最后，二者在理论上具有相通互补性。例如，二者都强调物质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便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史记·管晏列传》）和“庶矣、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点很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是相近的。再如，二者都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力行”“践履”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品格。尽管不同的思想家在知行关系上的观点各异，但大部分思想家都注重“行”——孔子提倡“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墨子认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朱熹则讲“明此理而力行之”“穷理为先，而力行终之”（《朱子文集》卷五十四《答郭希吕》）。尽管二者关于实践的含义有差别，但二者又可以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此外，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他把现实的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以人的生存境遇为研究重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贵君轻”，都关注人民群众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人本特色。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观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相似之处。

　　从外部要素来看，毛泽东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功底和传统文化素养，这是二者之所以能够结合的重要推动力量。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深厚的修养和渊博的知识。毛泽东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党的领袖，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熟识程度即使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是很少见的。毛泽东比较系统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阅读过几乎所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一直是他案头必备之书，三百万文字的皇皇巨著《资治通鉴》毛泽东通读17遍!他还熟读《孙子兵法》等古代兵书，对《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及《水浒传》等这些被排除在私塾正统课程之外的古典名著也尤为喜爱。毛泽东阅读时所作的批注、圈画和评语之多，思考问题之深，令人叹服。中国的历史文化，培养了毛泽东“鉴古知今”的思维，激发了他立志改造不公平社会的远大抱负。当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思考现实课题时，在他意识深处存在着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的才华和智慧往往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学贯中西的学者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影响。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尤其是杨昌济“合东西两洋文明一炉而冶之”等重要思想，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结合中国实际研读马列经典，深谙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918年夏天，毛泽东从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到北京，开始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观点。他从《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名著，了解到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但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这些书籍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对此，毛泽东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延安时期，环境相对比较安定，毛泽东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同时带领和指导全党大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在此期间，毛泽东写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名著，对提高全党的理论素养、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可能变为现实的前提，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辩证分析，在此基础上确定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两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是一个博大精深、毁誉参杂的文化系统。它虽然产生于封建时代，但又不能完全与封建主义文化画上等号。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含有封建主义因素之外，它同时还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民主性以及反封建的因素。然而，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异见纷呈。对此，毛泽东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甄辨的观点：“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意味着他对传统文化整体内涵的理解和把握达到了全新的科学境界，即不对传统文化做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而是看到其两面性，采取具体的历史的方法来认识。此外，毛泽东主张既要把代表剥削阶级的封建性文化和代表劳动群众的人民性文化区别开，又要把封建社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做必要的区隔。在他看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因为这时建立在相对先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基础上的思想文化是进步的，在封建社会走向灭亡阶段的思想文化则总体上走向了落后。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精华和糟粕区分的基础上，毛泽东主张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的学说，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该“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一方面，是发展新的民族文化的需要。文化的发展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即继承性，文化创新发展不能“另起炉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始终只能在历史给我们准备好的经济文化基础上进行实践和创新。据此，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要“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另一方面，是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的需要。毛泽东曾自豪地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形成和强化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标识和精神家园有重要影响。毛泽东关于文化继承与文化批判相统一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终结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国粹主义”与“全盘西化”论的长期论争。

　　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足点是“古为今用”。何为古为今用?就是学习借鉴弘扬历史上的文化精粹，为现今时代所用，为社会现实服务。毛泽东明确指出，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不是颂古非今”，不是引导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向后看，“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质言之，我们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是“推陈出新”，为今天的革命或者建设服务。

　　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富含优秀文化理论品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稳固的传统文化基础。二者相结合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文化重构、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过程。在推进二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中，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民众心态的影响，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广大中国劳苦大众所熟悉的、喜闻乐见的、可以接受的理论。

　　用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人们往往习惯性于运用自己思维中内在的认知结构作为框架去认识外界客观事物。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尽管现在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但“作为活着的精神，已深深浸润在人们的心灵结构、生活世界与精神血脉之中”，“历史性地规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只是有时候我们日用而不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早期阶段，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文化土壤、理解框架，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依托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萧子升的信上谈及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作此种理解，显然是受到中国传统儒家大同思想的深刻影响。

　　转换东西方不同语言表达方式，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表达。毛泽东强调指出：“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话语形式。毋庸置疑，外来文化传入之初，必须首先借助于特定国家或民族的话语形式，表达自身的理论内容，继而发挥自身的普遍性意义。中国和西方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需要用中国老百姓熟悉和喜爱的语言形式将其表达出来。例如，《共产党宣言》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即“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又强调“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毛泽东将上述策略原则运用于中国时转换成中国人通俗易懂的表述，即中国革命分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步走”战略。借助于这一民族化的表达形式，毛泽东向人民大众表达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现实为出发点，同时关注未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奋进的有远大政治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借用中国民众熟悉的话语素材、历史典故等通俗解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成语说明研究问题、做决策不能带有片面性。他在《实践论》中用“吃一堑长一智”来说明工作要成功就必须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外在规律性，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阐发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知的道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引用了《老子》的“将欲取之，必故与之”的话语来说明土地问题，即“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1956年，毛泽东借鉴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和发展需要，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应该创造属于中华民族独特风格的文化，其中涉及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中文学艺术、哲学伦理、史学文物等方面的基本态度。晦涩、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经过毛泽东的改造，给人以新颖而形象的感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毛泽东把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合理成分，经过改造和升华，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一次飞跃性成果的本土元素。这种本土化元素渗透在毛泽东思想的深处。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其一，从传统“实事求是”到理论精髓的“实事求是”。班固曾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景十三王传》），意指求真务实的治学、治国、处世的态度。毛泽东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里毛泽东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科学解释，赋予其新的时代意涵。其二，从传统“民本”思想到党的“群众路线”。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有可贵的民本思想。毛泽东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三，从传统“君子自强不息”精神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模式，或者依靠他人进行革命和建设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独立自主本质上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时代表达。1958年6月，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上批示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建设的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国传统政治遗产与毛泽东政治思想。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吸收借鉴了中国历史上黄巢、李自成等流寇主义导致起义失败的教训，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在对敌斗争的战略策略上，毛泽东关于政策和策略思想以及统一战线理论等克敌制胜特有的战略战术，对我国战国时期合纵与连横、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复杂政治斗争的经验也多有借鉴；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儒家的“仁政”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对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学说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也有不小的影响；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颇大。他早年给黎锦熙的信中曾说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说明“大同”就是他当时的奋斗目标。即使在他接受马列主义，把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后，大同世界图景仍然挥之不去。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认为“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新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当然，毛泽东只是借用“大同”表达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追求，并非如个别学者所言毛泽东具有乌托邦思想。毛泽东对“大同”理想的革命性改造，是其深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更是对中国革命远大目标的憧憬。

　　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与毛泽东军事思想。《孙子兵法》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中国历来重视研究战争问题，军事思想极其丰富。毛泽东在潜心研读《孙子兵法》等军事论著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予以直接汲取和利用，形成了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独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广泛应用和证明。他曾强调，我们不要看轻“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现在仍是科学的真理。再如，苏洵在《心术》中谈到治军之道时说：“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地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原则，显然与这里的“知理”“知势”“知节”密切相关。还如，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吴起之“声东击西”等精辟论述，在毛泽东写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的问题》等一系列军事著作中都有所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探索现代战争规律以及国防建设规律，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军事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他借鉴《明史·朱升传》中提到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历史故事，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部署，将其中的战略思想具体化。

　　中国古代哲学主张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是在辩证法方面，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观念内容丰富，其中的矛盾学说更是达到很高的境界。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尽管有神秘的唯心主义形式和外壳，但却提出了阴阳两极、对立统一、刚柔相对、变在其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和矛盾观，对中国古代矛盾思想做出最早、最明晰的阐述。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思想家也对此积极探讨，比如墨子的“物生有两”、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朱熹的“凡物便有两端”等思想观点。作为矛盾论大师的毛泽东，在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之后，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为指导，撰写了著名的《矛盾论》，深刻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事物的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的诸方面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主要矛盾、次要方面，矛盾斗争的形式具有多样性，这些思想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矛盾，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并创造性地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认识论方面，知行学说是中国哲学史上争论最大的问题，其深入程度超过西方哲学史。先秦思想家孔子多次讲到知行或言行问题，老子、墨子、荀子等也对知行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此后的思想家们更是提出过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难行易、行难知易、知重行轻和行重知轻等不同观点。毛泽东认为，知行关系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又把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概括为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两个飞跃的过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赋予知行关系以新的理论生命，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宝库。

　　总之，毛泽东是极具理论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党的领袖。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从历史中找到与现实的结合点，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拓新者、开创者，是把二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典范。

　　（作者简介：李安增，男，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青岛黄海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