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3·18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1](P27)所谓“内涵式发展”，是相对于外延式发展而言的，其要义是“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1](P17)这也是对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提出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加大了对思政课的扶持力度，思政课的改革和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同习近平“3·18讲话”的要求相比较，思政课建设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对于思政课来说，要使外延的拓展和教学形式的多样化更好地为立德树人服务，还须厘清长期以来在教学实践乃至主流媒体报道中反映出来的对于思政课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并不完全统一的问题。因此，围绕思政课的本质要求及其在高校的功能实现，对其“内涵式发展”进行再认识，有助于在教育教学实践上全面落实“3·18讲话”精神，对于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P43)更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3]他在“3·18讲话”中也强调：“讲好思政课不仅有‘术’，也有‘学’，更有‘道’。”[1](P25)而要深刻理解思政课“讲道理”的本质及其“术”“学”“道”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特征的思想。

　　世界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的所谓纯客观的哲学社会科学，任何哲学社会科学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不同社会集团特别是不同阶级的价值观。当然，如同社会上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但未必有自己的哲学一样，每个个体都有自己基于直接生活感受而形成的价值观，但意识形态要反映的是不同社会集团或阶级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诉求，因而它需要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理论逻辑，来论证自己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共同性和合理性。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定价值观的理论体系。思政课作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关键课程，就是要通过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进而确立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因而思政课的根本属性，就是意识形态性。而要把思政课作为意识形态课程的属性充分彰显出来，还需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特征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P552)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阶级，无论是要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都需要在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即论证自己所宣传的价值观不仅代表自己的社会集团或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以证明其政治上层建筑的合法性。这样，意识形态在表达形式上就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而在内容上要反映不同阶级或社会集团所代表利益的特殊性，因而具有阶级性的特征。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把为了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形成的资本流动自由和劳动力买卖自由的价值观说成是“人道主义”；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并把它推向世界其他国家，而把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鼓吹成所谓“普世价值观”，把现代化鼓吹成“西方化”。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在形式上把自己包装成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是具有“虚假性”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这一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它在内容和形式上实现了真实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之间的内在矛盾的揭示，以及无产阶级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历史地位的阐述，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人类解放的普遍利益在根本性和长远性上的一致性。他们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P42)“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5](P65)即创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P53)而实现人类解放，因为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P14)

　　于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意识形态”，正是在于其作为为无产阶级阶级利益代言的理论，实质反映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同人类解放的客观进程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和道义性的最高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同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用形式上的所谓“普世性”的“虚假性”来掩盖其内容上的特殊性的根本区别。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视“道”为宇宙的内在本质，它是“形而上”的，今天人们常把它归于本体论范畴，视为万物之本源；中华传统文化中又把“理”视为“道”所表现出来的“纹理”，它是可被认识的，今天人们常把它归于认识论范畴，视为规律。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倾向于天道和人道的合一，因此它在长期发展中，又从“道”逐步演化出“道义”、从“理”逐渐演化出“真理”的概念。今天，我们可以把“道理”在总体上诠释为道义性和真理性。所谓思政课要“讲道理”，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道义性讲出科学性，即讲清通过无产阶级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性，而把“术”（即方式方法）和“学”（即知识）作为通向“道理”的途径。习近平从21世纪实践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道义性和真理性作出新的精辟概括。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7](P8)“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2](P19)人民性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义所在。这一概括，在更高层次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且更富有时代性。

　　而马克思主义的道义性，并不是如同空想社会主义那样仅仅在伦理层面上批判资本主义的不道德，它之所以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P43)结论，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7](P7)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同欧洲以往思想史上所有致力于构建“解释”整个宇宙的知识体系的“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P539)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也有深刻的批判，如傅立叶“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8](P531)但是，时代的局限性，即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状况，使得他们没能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没有发现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没能找到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科学社会主义则在运用唯物史观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揭示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从而回答了空想社会主义没能回答的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和现实道路等根本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的指导，给人民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其道义性（即人民性）和真理性（即科学性）内在统一的基础，则是实践性。正如习近平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基本属性，即“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7](P9)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体现它的人民性和科学性的。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使它具有了第四个基本属性，即“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7](P9)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作为方法论，从而能够根据资本主义的变化、工人运动实践的发展及科学技术的变革而发展乃至修正自己的理论，而没有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结论当作永恒不变而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从而确保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P436)

　　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不仅是因为其批判欧洲资本主义所运用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还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就的世界市场把其不可克服的社会基本矛盾带到了全世界，而使“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4](P538)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7](P14)

　　因此，思政课的“讲道理”，最根本的是讲马克思主义的道义性、真理性和支撑这两者统一的实践性和开放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和在当代世界的彰显。

　　本质决定功能，作为一门本质是意识形态课程的思政课，其功能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促成大学生对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从而如习近平所说，“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10]

　　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其中对大中小各学段的思政课教育提出了不同的教学重点：“研究生阶段重在开展探究性学习，本专科阶段重在开展理论性学习，高中阶段重在开展常识性学习，初中阶段重在开展体验性学习，小学阶段重在开展启蒙性学习。”[11]这遵循了学生的成长规律而反映出不同学段思政课功能的差别，这一差别也体现在各学段不同的课程名称上。如果说在小学阶段称为思想品德课，中学阶段称为思想政治课的话，那么，大学阶段则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品德、思想和政治教育是它们的共同点，区别在于大学突出了理论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名称的内在逻辑，是通过理论教育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水平，进而使其达到政治认同的目标。这也是习近平强调的思政课的改革和建设要致力于“增强思想性、理论性”的根据之所在。作为意识形态课，思政课既需要满足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又需要切合大学生思想实际满足他们的成才需要，这就是“以育人为本”。

　　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有中国的特殊特征，中国高等教育也既有现代高等教育的普遍性任务，又有中国自己的特殊性任务。世界各国的高校都要承担的普遍性任务，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中国高等教育也不能例外。但是立足于中国大地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还应该承担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特殊性任务。因此，它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具有“科学无国界”的世界视野的人才，而不是所谓“科学家无国界”的“世界公民”；应该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且能够引领社会的时代新人，而不是仅仅符合一般教育底线要求的所谓“合格公民”。实现这样的培养目标的前提是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要高。思政课也因此而成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其核心的育人功能，就是通过理论教育提高学生思想水平并落实到学生政治觉悟上。由于大学生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思政课不能笼统地推行“学生需要什么，我们就讲什么”的所谓“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事实上思政课也无法去解答大学生在其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所有困惑和问题。

　　同时，思政课的教育教学对象绝大部分毕竟是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大学生，教育教学的目标也并非都是培养未来的党政领导干部，它在大学生的学业结构上也只是“公共课”，只靠平均每周两三个学时的教学，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把大部分学生培养成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思政课的教育教学要尽可能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及大学生思想实际，特别是需要满足学生成才的需求和期待，否则，它便缺乏亲和力和针对性。

　　因此，思政课要实现“以育人为本”的功能，就要实现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目标和大学生自身成才需求的“内在融合”，也就是为大学生的成才需求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导向。大学生要科学设计而不能盲目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乃至职业理想，需要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而在社会的时空坐标中正确定位自我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能帮助大学生深刻认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同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一致性，使他们能科学把握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必然性，并且理性看待现存的社会矛盾和风险挑战。从而使我们所培养的大学生既具有世界眼光、又具有中国情怀，既具有个性特征、又具有社会责任，既具有战略思维、又具有实干精神，既具有批判精神、又具有理性态度，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等等。这些都是大学生成才的必备素养，也是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对于思政课教师而言，要实现思政课“以育人为本”的功能，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应践行习近平所说的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的思想，正如他所提出的：“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1](P21)

　　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要义，就是习近平“3·18讲话”中所说的增强“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这两者是有机统一的，是体现思政课本质的根本要求和实现其功能的必然要求。不能离开思想性、理论性来讲亲和力、针对性，或者离开亲和力、针对性来讲思想性、理论性，而是要把增强亲和力和针对性看成是增强思想性、理论性的必要条件，把思想性、理论性讲出亲和力、针对性，即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离开亲和力和针对性，大学生很难接受思想性、理论性，而离开思想性、理论性的亲和力、针对性，则无法体现思政课的本质，也就达不到实效性。

　　1. 增强思想性、理论性：体现思政课本质的根本要求

　　思政课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对思政课本质的坚守上，也就是习近平在“3·18讲话”中提出的思政课的“守正”。他多次引用马克思关于“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P11)这一名言，强调要“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1](P16)“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从而使思政课“经得起学生各种‘为什么’的追问，这样效果才能好”。[1](P18)因此，增强思想性、理论性，是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以体现其本质的根本要求。

　　强调思政课要提高实效性，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思政课的实效性。通过在“趣味性”甚至“娱乐性”上下功夫来提高到课率和抬头率，只是实现思政课实效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思政课的实效性要体现在“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上。而离开思政课的本质和功能，是无法解决思政课的实效性何以可能的问题的。思政课不仅要帮助大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更要促使他们能够“引领”社会进步，这就需要在他们走上社会前确立起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环境中，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打压日趋激烈，国内改革也进入深水区，我国将遇到许多新的风险挑战。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大学生难免会有困惑，对于将如何承担个人、国家乃至国际责任的问题，也难免会有迷茫。为此，思政课更需要增强思想性、理论性，以对大学生的困惑和迷茫“解疑释惑”。

　　思政课要增强思想性、理论性，并不意味着只是作抽象的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演绎，或者只是满足于让大学生熟知几条基本原理，而是要坚持教育教学的问题导向，把马克思主义包括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基本观点，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所产生的问题背景中作考察，不仅讲述这一基本观点形成的逻辑必然性，即它同思想史的关系，更讲述它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即它同所涉及的时代问题的关系，从而使大学生深切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的重要观点得以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思政课要发挥出“大道理”以理服人的逻辑力量，不仅要正面回答问题，而且要让学生明白问题提出的根据以及问题背后所隐藏着的价值立场，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上的比较优势。这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相统一的特性，在为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以及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等“现实”作辩护的同时，对社会矛盾作理性的批判，引导学生辩证认识“现存”的问题，从中辨明大是大非，在批判假恶丑现象中弘扬真善美。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大学生悟出何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阶段，它对自身的成长和责任又意味着什么，从而鼓励大学生既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又确立起理性务实思维和脚踏实地的作风；帮助大学生既意识到国际反华势力抹黑压制中国并向我国输出西方价值观念的严峻现实，激励大学生增强文化自信，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做到“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2](P59)等等。这样才能够为大学生的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

　　思政课要增强思想性、理论性，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要致力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格魅力。要尽可能引导学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面对面”，正如习近平所说：“要教育引导学生多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等。要开出书单、指出重点，让学生正确理解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感知中华文化魅力，避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避免一知半解误读马克思主义。”[1](P22)教材中阐述的原理条理清晰，但大多是结论，它可以帮助大学生“走近马克思”，但真正要使大学生“走进马克思”，还需要引导他们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精辟论断乃至重要篇章，使他们深切感受经典作家发现问题的政治勇气和敏锐目光、思考问题的历史眼光和世界视野、分析问题的缜密逻辑和深刻理性，特别是从中感受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相结合的理论魅力。同时，还要尽可能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格魅力，使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血有肉”，让大学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可敬”的，而且是“可亲”的。正如习近平所说：“马克思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常人。”[7](P5)在相关理论的教学中，穿插马克思一生颠沛流离和贫病交加仍矢志不渝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为推翻旧世界实现人类解放而艰辛探索和不息战斗的感人事迹，有助于大学生信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义性和真理性。这样才能把思政课讲深讲透，从而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

　　2. 增强亲和力、针对性：实现思政课功能的必然要求

　　思政课要增强亲和力、针对性，需要把教师的主导性作用同学生的主体性作用结合起来，这就必须加大对学生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当代大学生处于“两个大局”以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大背景之中，其心态和思想发生了很多变化，他们更多地在“平视”这个世界，看问题也有更多的“参照系”。因此，我们要达到增强“四个自信”的教育目标，就必须把“自尊”建立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思政课的意识形态需要“灌输”，但不能不顾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社会实际搞“自上而下”填鸭式的“硬灌输”，而需要“注重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1](P22)正如习近平所说：“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13]

　　在思政课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很多学校和教师探索了积极有效的教学方法或教学组织形式，如案例式、探究式、体验式、互动式、专题式、分众式等教学方法，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建设智慧课堂、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教学形式，特别是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有的教师还善于以情动人，或旁征博引，或循循善诱，等等。这些都符合大学生的接受规律和认知规律，在增强亲和力和针对性上取得了积极成效。

　　当然，“教无定法”，方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在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的路径上，生动性或艺术性只是“术”而非“学”更非“道”，它只是吸引学生思想入门的技巧，而非实现思政课实效性的根本。思政课要通过“术”挖掘“学”之中的“道”。在日常社会生活和网络生态存在“泛娱乐化”倾向时，思政课不能以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为代价来吸引大学生。

　　思政课教师的“情怀要深”，这是对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的要求之一，即把思政课教师的岗位不仅当作“职业”，更应作为立德树人的“事业”；要把它落实到教育教学中，要做到“以情动人”，即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信念的真情实感传递给大学生，以调动大学生听课的情绪，使之能有效地进入理论思考的环节。当然，以情动人毕竟是艺术的本质，它对“讲活”思政课有极大帮助，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以情动人”甚至只是让大学生感到思政课“很有趣”的层面，而是要尽快将“以情动人”和“以趣抓眼”切换到“以理服人”的“频道”，引导学生“做思维体操”而非仅仅“享受艺术”。思政课可以适当给大学生“灌”些有益的“心灵鸡汤”，但它们只能当作诸如“盐”或“味精”的调味品，而不能当作“食材”本身。如果不能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就舍弃了思政课的本质和功能。

　　在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问题上，要抓好高校各门课程与思政课的“同向同行”。一方面，其他各门专业课要充分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即推进“课程思政”；另一方面，思政课也应该借鉴和吸收其他课程的学识、思想乃至教学方法。这是育人理念上的要求，即实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结合。但是，思政课不能因为强调亲和力而把意识形态这一根本属性“隐性”化，把它“改革”成一般的通识课或人文素养课。在整个立德树人的大系统中，高校有着十分丰富而又有效的隐性教育资源，例如长期坚持的校园文化、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教育，还有近几年大力推进的“课程思政”乃至“大思政课”等。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显性”课程，比较系统地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思政课，是“唯一”的和不可取代的，它的思想性、理论性一旦被淡化，甚至被“异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隐性课程，则与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了。

　　为了体现思政课的本质和实现其功能，思政课的课堂教学实践要注重从外延的拓展提升到内涵的发展，在增强亲和力、针对性时，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探索要从生动有趣提升到深刻有理，从以情动人深入到以理服人，从就事论事延伸到就事论理，从概念先行确定为问题导向，从“深入浅出”转化为“浅入深出”，从让学生轻松就懂引导到深层思考。

　　总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思想性、理论性讲出亲和力、针对性，才能体现思政课“讲道理”的本质和实现其“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的功能。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