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家庭研究》第一卷出版了。我深感，这对重新引起对中国家庭研究的重视、认识家庭研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复兴中国家庭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学在中国恢复以后，家庭研究曾是倍受关注的热门选题，不仅“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课题列为社会学学科三大重点之一，并开始了社会学领域建国以来首次用定量方法进行大型的抽样调查，而且，“七五”规划十三个社会学重点课题中，“中国农村家庭研究”也是其中的一个。有学者对1979-1987年的社会学研究选题进行了统计，婚姻家庭占13.1%为最多；1981年后发表的社会学文章也是婚姻家庭选题占首位；所出版的社会学类书籍中婚姻家庭分类占27.3%，仍位居第一。由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于1985年创办的《婚姻与家庭》杂志曾是专业性的学术刊物。

　　然而，近年的家庭研究已辉煌不再，在主流学界受到关注的程度明显下降。这主要表现在，各类规划课题的数目急剧减少，在教学、研究和出版方面呈现出全面边缘化趋势，特别是在当前，研究和谐社会的课题和书籍大都未将和谐家庭建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框架中的一部分，而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家庭视角也大多缺位。

　　造成家庭研究衰落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这一过程在客观上把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阶层认同、社会公平、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险和保障等问题突现出来了，在主观上也使以往家庭研究的主力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专业领域。同时，随着1980年和2001年两次婚姻法修改和社会大讨论的结束，以及基层单位和社区等公共领域对个人私生活的干预渐成历史，离婚率上升不再被认为是道德滑坡和社会不稳定的预警指标。此外，国内家庭研究的学科隔离问题由来已久，家庭研究缺乏跨学科的沟通、互渗和交融，这也成为理论创新和有效地解决复杂、多元社会难题的障碍之一。凡此种种造成了家庭研究由盛到衰的情况。

　　但是，这种趋势是与国际家庭研究的潮流不相适应的。当今世界家庭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在美国，家庭研究学者被称为社会科学家；大学的家庭教学专业科系被称为家庭科学系、家庭和消费科学系，并开设婚姻家庭理论、人类发展、婚姻与家庭关系、家庭资源管理、儿童心理学、家长教育和指导、人际关系学、伦理学、人类性障碍、家庭治疗、精神病理学、家庭干预、家庭暴力、社区指导、家庭法律和公共政策、教学方法等涉及家庭财政、医学、教育、心理、社会、统计和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专业课程；最具影响力的《婚姻与家庭杂志》、《家庭关系》、《家庭问题杂志》、《婚姻与家庭评论》等都是跨学科的学术刊物。这与我国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特别是这种趋势与家庭问题日益突出的客观情况，与存在广泛的家庭研究的主观需求不相适应。现代性全球化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股力量的交叉结合，不可避免地会对婚姻家庭关系和生活方式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第一，激烈的竞争、频繁的流动及资源的重新分配使家庭成员的性别和代际分化加剧，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子女教育和老人赡养成本攀升，家庭成员职业不稳定和工作压力成为常态；加上其他非预期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更使紧张、焦虑成为普遍的心理重负，因此，如何调整家庭策略、发掘内外资源以有效因应挫折和缓解压力，也成了不少家庭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第二，基层组织对个人私生活“出轨”约束的减少，社会对婚前性行为、同居、婚外恋、离婚、独身、“丁克”家庭、试管婴儿、同性恋、异性合租、家庭经济AA制、青少年避孕等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宽容或接纳，会否对既有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关系起冲击作用，传统的家庭伦理规范在新时期如何与时俱进地注入新价值、倡导新文化，都需要深化研究来回答。

　　第三，新农村建设中的城市化进程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农村的家庭结构、角色互动和生活方式速变，催生了庞大的失地农民、“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和儿童群体，如何改善农村家庭功能、提升生活质量和优化家庭凝聚力，并加以相应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支持服务，需要人口、经济、社会、心理、教育、性别、公共政策和性学等不同领域专家进行多学科攻关。

　　第四，和谐社会的家庭建设不仅要提升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更要关注夫妻的婚姻质量和亲子的代际沟通，了解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现状及其对家庭稳定和个体幸福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探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家庭功能嬗变及其家庭视角的社会政策，而这仅靠低成本、单学科的质化研究或小型调查项目显然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达到预期的学术目标。

　　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家庭功能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不少家庭面临着不同的压力或困扰，因此，如何调整策略、积极有效地迎接社会转型期各种生存和发展的挑战，进一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是众多家庭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而给予家庭以人文关怀和社会支持，改善家庭的生态环境，也是公共政策和服务的一个新课题。联合国设立国际家庭年和国家家庭日的宗旨，是提高各国政府、决策者和公众对于家庭问题的认识，促进各政府机构制定、执行和监督有效的家庭政策。而从学术影响来说，作为一个正在复兴中的大国，中国的家庭研究也应在世界家庭研究的学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家庭研究衰落趋势的一个消极后果是给予那些非学术、不严肃、哗众取宠的媒体炒作提供了大行其道的机会。一些商业性调查公司、咨询机构和网站的所谓“六成都市人对婚姻感到失望”、“70%夫妻长期闷闷不乐，整体呈中度抑郁”、“六成夫妇离异因性生活不协调”、“85％的受访者认同异性合租”、“我国三成家庭存在暴力行为”、“中国离婚率超日本、韩国”、“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占上海家庭总数的12.4%”、“离异家庭的子女品德行为偏常的概率高出健全家庭约10倍左右”等存在明显方法缺陷或解读错误的所谓研究结果，主导着婚姻家庭调查数据发布的话语权并误导着普通受众，不少学者也因规范、权威调查资料的缺乏而只能复制并传播着非学术研究的结果。加上文学作品、影视银屏、通俗杂志中泛滥成灾的婚外情、多角恋剧情，以及由此引发的婚姻破裂、子女犯罪、情杀、复仇、殉情、虐待等负面事件、扭曲心理和恶性惨案的过度渲染，日复一日地给予受众以强刺激、深印象，严重夸大了中国婚姻家庭的黑暗面，傍大款、一夜情、包“二奶”、离婚、家庭暴力、独身、“丁克”家庭等被视作触目皆是的普遍现象，不少年轻人不再相信爱情天长地久，不敢轻易承诺责任、走进婚姻围城，以至试婚同居、“爱情公证”、亲子鉴定、私家侦探等日渐递增。

　　现在确实是到了回过头来审视家庭问题日益突出的客观情况，重视广泛存在的家庭研究的主观需求，正视世界家庭研究的新趋势，纠正中国家庭研究衰落趋势的消极后果，重新引起对中国家庭研究的重视、复兴中国家庭研究，重估家庭研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时候了。

　　《中国家庭研究》第一卷出版，可以说正逢其时，并能推动这样的学术反思。当然，之所以能够这样，也与本书所具有的如下特点分不开。

　　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家庭研究学术性刊物的缺位，具有某种填补专业空白性质。因为国内目前没有一份婚姻家庭的专业杂志，本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家庭学研究学者和学校师生的需求，也有助于改善婚姻家庭研究的学术地位。

　　其次，选题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性。该书是1980-2000年社会速变时期婚姻家庭研究的历史记载，尤其在社会学恢复初期，家庭研究曾是倍受关注的热门选题，与当时其他社会学专业方向相比，婚姻家庭无论是研究还是出版，可以说曾经有过一段辉煌期。其中不少早期的论文在一些图书馆和中国期刊网上也难以搜索到，文献具有收藏意义。

　　第三，作品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该书由家庭社会学和人口学学科的专家所精选的20年间的规范性力作，其中包括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泰斗费老的学术经典，以及新时期家庭社会学、人口学研究的开拓者们在不同领域的佳作。这些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文献资料以及之后将要每年连续出版的资料，将成为有关教学和研究的系列参考读物。

　　这里不能不提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社会学研究所领导的远见卓识，这表现在他们对家庭研究的大力扶持上。他们设立家庭学这样的特色学科，批准成立院家庭研究中心并尽力支持出版此系列丛书。

　　遗憾的是《中国家庭研究》第一卷，还没有收入在境外发表的研究中国家庭的有关文献，应当说，海外学者独特的选题切入、理论视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会带给学界以新的启示，值得我们借鉴。此外，也没有收入一些学术论文集中的家庭研究力作。该书在编后中已提及这些缺憾并力图在第二、三卷弥补。

　　我在允诺为《中国家庭研究》第一卷写序时，和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教授有不少的沟通，为了尽快改变中国家庭研究的边缘化状态，她和她的研究团队有很多设想和行动，例如，如何强化家庭学学科建设，如何将家庭学纳入教学主流，如何推进家庭学的普及和应用等等。他们所创办的中国家庭研究网以及本书的出版或许就是家庭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新起点。我希望并相信她以及在家庭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学者、老师们的执著努力，一定会取得学界的支持并走向成功。

　　（郑杭生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注：该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编：《中国家庭研究》（第1卷）序言，该书已于2006年1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权娟）